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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99开始分析印刷术对路德译本的推动力和版画《圣哲罗姆》的印刷语言,可以看出旧有的语言和权力的共同体被印刷语言造出裂隙,一个新的、由地方语言和印刷制品粘合起的民族共同体正在生成。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文艺复兴的北欧,不仅发生在19世纪的拉丁美洲,而且现在仍在继续发生。历史学者罗新的《走出民族主义史学》就分析了一个出现在1960年代土耳其的实例,说明语言对行政区划和权力版图的割裂力量依然在起作用。
这是土耳其语的同化策略和拉孜语的独立之间的较量,双方都使用了“发明语言”这同一件武器,握着语言武器的人是强调国家认同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和作为拉孜人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凯末尔推行“土耳其国家认同”,提出"瓦坦"(Vatan)即“祖国”这个概念,以“突厥人”和土耳其语来统一公民的民族起源,以此消解因种族、宗教、教派的差别引起的纷争。
这是因为现实世界里西方科学技术的优势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已形成明确的对比,接受和学习西方的科技、政体和制度是拯救国家不得不走的路。但是伊斯兰信仰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阻碍,本土的伊斯兰教无法接受向“低贱的异教徒”学习,因此要么清除这个障碍,要么只能想办法绕过它。寻找伊斯兰教之前的土耳其,就是绕过宗教障碍的办法。
从土耳其青年党到凯末尔主义,他们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样去历史里寻找——主观地说是“挑选”——自己的民族起源和属性,他们追溯到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书写、灌输这段信教前的民族历史,为土耳其世俗化找到依据,他们认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土耳其突厥人的精神才是他们的民族属性,要以恢复土耳其主义来打破伊斯兰教的教区政权和实现国家的世俗化。
凯末尔意识到语言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关键作用,他认为语言“或许是(民族统一)最牢固的障碍——或许比宗教更为牢固”。这是继承了共和国成立前推行土耳其主义的青年土耳其政府的策略,"其他民族可以保持其宗教,但不能保留自己的语言。土耳其语的普及是……同化其他因素的主权手段之一。"
因此,凯末尔主义发起“语言革命”,其中一项运动就是"公民,请讲土耳其语" ("Vatandaş, Türkçe konuş!")。语言革命试图用土耳其语压制伊斯兰文化和同化各族语言,通过在阿尔巴尼亚人和拉兹人所在地建立学校,推行土耳其语,“拉兹和阿尔巴尼亚人的语言必将在二十年内被彻底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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