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推崇儒术，所以以公孙弘、主父偃为代表的许多儒生，都凭借儒学而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官运亨通。不过，我们在研究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时，有个意外的发现：学术成就更高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却在官场上屡屡受挫。这是为何呢？
公孙弘是齐地菑川（今山东寿光）人，年轻时曾在薛县当狱吏，后因触犯法律而被免职。失去职务的公孙弘没了经济来源，只好在海边以养猪为生。四十岁后，进入不惑之年的公孙弘才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春秋》。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9），朝廷下发举贤诏。公孙弘因为学习《春秋公羊》小有名声，又曾恭谦谨慎地孝顺后母，所以菑川便推举他入京。
公孙弘来到长安，汉武帝向众贤良发下制书策问天人之道。公孙弘以儒家思想对策，提出“凭才干任官职，不听无用意见，不造无用器物，不夺民时不碍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犯罪者受惩罚，贤良者得奖赏”等八条治国理政之法；又以“和”解释上古治世，言“仁、义、礼、智”为治国之道，不可废弛；最后以“顺应天道”才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作为对策结尾。
太常遍阅一百余位贤良的对策，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平，无甚新意，便在向汉武帝上奏众贤良对策成绩时，将公孙弘列为下等。
疏文呈上，汉武帝看后，却将公孙弘之文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汉武帝见公孙弘虽年迈，但一表人才，便拜公孙弘为博士，令其在金马门待诏。从此，公孙弘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十年之中，从待诏金马门擢升为三公之首，封平津侯，先后被任为左内史（左冯翊）、御史大夫、丞相之职，成为西汉一代名臣。
主父偃是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到中年，主父偃听说汉武帝重视儒术，遂改学《周易》、《春秋》，北游燕、赵等诸侯国，但都未受到礼遇。
元光元年，主父偃来到长安，拜见卫青。卫青多次向汉武帝举荐，都无结果。后来，主父偃干脆自己直接上书给汉武帝，结果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被拜为郎中。此后，主父偃因上书《推恩令》，尊立卫子夫为皇后，揭发燕王刘定国的不法行为，很讨汉武帝的欢心，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之中升迁四次。
董仲舒是广川郡（今衡水景县）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之一，一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在汉景帝时，便已经做了博士官。他的言行举止，无不合乎礼法，因此当时的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来尊敬他。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深得汉武帝之意，受到汉武帝的重视，当年，董仲舒便被任命为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
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任国相十年，除了用礼义来辅佐纠正易王外，在个人仕途上几乎毫无进展，后来还被贬为中大夫。
被贬为中大夫后，董仲舒写了一本名为《灾异之记》的著作，以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求阴阳之道交替运行的原因，专门阐述了天人感应的思想。
此时，辽东高帝庙刚好发生火灾，主父偃嫉妒董仲舒，就窃取了他的书上奏汉武帝。汉武帝召集众儒生，并把书拿给他们看。儒生们认为书中含有指责讥讽朝政之意。更为搞笑的是，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所尊敬的老师的著作，认为此书见识荒谬，愚蠢至极，当庭把该书的作者——自己一向尊敬的老师，狠狠地痛批了一顿，闹出了一个天大的乌龙与笑话。
汉武帝于是把董仲舒交法官论罪，判处死刑。还好汉武帝宽宏大量，又认为董仲舒确实是个人才，便降诏赦免了他。从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讲论灾异之说。
元朔四年（前125年），董仲舒出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但仅在四年后便辞职回家。此后，董仲舒在家教书著书，朝廷每逢大事，就会让使者及廷尉到他家问他的意见，仍然受到汉武帝的重视，但再未涉足官场。
董仲舒居家教书，上门求学的人极多，董仲舒不能一一亲授，便采取让弟子之间依学辈先后辗转相传的法子，三年级教二年级，二年级教一年级。因此，有的人名义上虽是董仲舒的学生，但其实连董仲舒长怎么样都没看到。
在董仲舒的弟子中，官运通达的，做到大夫、谒者、掌故的就有百余人，其中，又以兰陵人褚大，广川人殷忠，温人吕步舒成就最大。褚大官至粱王国相；吕步舒官至长史，手持符节出使淮南去裁决淮南王刘安谋反的罪案，对诸侯王敢于自行裁决，而不必加以请示。他根据《春秋》经义公正断案，汉武帝都认为很对。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也都因精通儒学做了高官。
单就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而言，董仲舒较之公孙弘、主父偃之类的儒生，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何公孙弘、主父偃、吕步舒之流的儒生，都能凭借儒学平步青云，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身居高位，而董仲舒却在官场上屡屡受挫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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