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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城里孩子乡下狗
经过几年的苦熬、挣扎和努力，人们终于吃上了饱饭。犯人迁移和驻军撤离带来的担忧也烟消云散,农场依然是国营的，大家依然拿工资，依然吃供应粮，依然不是农村，身份没有变化。
当初的温暖生活有了回归的迹象，然而，一场大变化悄然地又是轰轰烈烈地来到了，“文革”开始。
这不是个好写的题目，可我在农场的岁月，偏偏有8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不说说文革的事，似乎也对不住自己。
我那时年纪还小，农场不过是个小小的基层，我没活在文革的大漩涡里，没经历过那些动刀动枪玩坦克，让人伤筋动骨直至逼人上吊跳河的那种血腥，只不过有些小见闻，客观地白描一点小经历，也算我不枉度那8年时光。
在顶层,在大城市,在高校,文革似乎早已开始,在边远的小小农场,能感受文革到来的明显标志是1966那个8月8。
我们是从广播大喇叭上听到“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那决定的标题够长，它的简称却很容易记：“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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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不同经历的大人们，比如说反右、反右倾时被整的和整过别人的人，听了十六条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或兴奋，或胆怯，或担忧，国人判断是非有个最简单的标准，那就是凭自己的经历和感觉，看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我不知文革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只是觉得十分新鲜，十六条里的每句话，每个字,在学校的课本里，在大人们的吹牛调侃里，在魏老头的书摊上，在车老板子和王铁匠的荤故事里，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既别致又刺激，可又别致刺激得让我不知所以，用现在的粗话说，那叫懵逼。
农场毕竟地处遥远的边疆,加上劳改农场的特殊性,人们的政治敏感性和大社会不完全搭调,文革的“鸣镝”飞到农场时,就有点强弩之末的意思，又好像是发生大地震，震中在北京，农场顶多也就是个小小余震，加上小地方人见识少，见识少的人就比较温良、淳朴甚至迟钝。所以尽管有报纸和大喇叭紧锣密鼓宣传造势，农场的文革一开始还是不温不火的，我就觉得像小时候看犯人演戏，蛮好玩的。
某天，农场来了三个不速之客，说是北京“八一中学”的革命小将，来当播种机宣传队，来撒播革命火种的。他们都戴着红袖标，上面印着潇洒的“红卫兵”三个金黄大字，红袖标就等于盖着大红印章的介绍信，没人怀疑他们的真实性。
核心人物姓周，张口闭口都是“我们是革命的小闯将”，于是我们称他“周闯将”，那几天他简直成了我们仰视的大明星。首都来的闯将嘛，觉悟高，见识广，有来头，说出话来不一般，信息量大，有内部秘闻，调门也高，字字句句高屋建瓴、铿锵有力，带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指导性。
见识少的人往往喜欢搞崇拜，我们身处边疆农场，自然属于见识少的无能之辈，于是很崇拜周闯将，跟在他身后滴溜溜地转。
他指导着：“你们就是太温良恭俭让，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你们应该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我原本很喜欢温良之人，我也渴望有人请客吃饭，我还承认自己的确缺少斗争性，缺少暴力思想，但一想到革命就是斗争身边的熟人，就有几分惶惑不安，又怎能不心慈手软呢。
周闯将为了启发我们的革命自觉性和坚定性，决定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把我们“拉出去”，不是枪毙，是引导。
周闯将一身锐气地问：“你们附近有农村么？”
我们蔫头耷脑地回答：“有。”
周闯将问：“什么村？”
我回答：“毛家屯。”
毛家屯在我心里分量很重，那里曾经有过小琴。
周闯将大手一挥，充满豪气地大声说：“就去毛家屯”，那架势，有点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意思。
我不知毛家屯和农场的文革有什么牵连，虽然心里直犯嘀咕，但我和几个同学还是领着周闯将们去了毛家屯。
在毛家屯没遇到小琴，也不知她们家还在不在，她可是日本人，我心里不免发毛，既想看到她又怕看到她。
让我更发毛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周闯将们不知施了什么法术，竟迅速揪出了一个“地主分子”。
周闯将问我们：“这个地主不是熟人吧？”
我们茫然：“不是。”
周闯将依然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问道：“不是你们的三叔二大爷吧？”
我们更加丈二和尚：“当然不是。”
周闯将又大手一挥，有几分斩钉截铁的样子，说：“那就好，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周闯将说完，就转向弯着腰吓得浑身筛糠的“地主”大声喝道：“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复辟万恶的旧社会？”
“地主”懵懵懂懂地说：“复辟旧社会？没有啊。”
周闯将厉声吼道：“还敢狡辩！”
周闯将说着，突然从斜挎着的军绿色背包里掏出一把铁钳子，一个箭步窜到“地主”身旁，猛地一下就掐住了“地主”的耳朵，鲜血立刻流出来，顺着耳朵滴落到地上，沉到土里。
周闯将又喝道：“说啊！”
“地主”突然挺起腰，大声说：“我不是地主！”
周闯将对身边的战友说：“上皮带！”
那场面，真是不写也罢。
周闯将是在给我们做示范，在传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可我总觉得，这样闹革命，和打架斗殴有什么区别呢？这也没点文化的样子啊，我对他的崇拜之情突然烟消云散，心里盼着他快点走，赶快去其他地方传播火种吧。
周闯将也没多停留，在农场呆了两天就匆匆离去，临别时还叮嘱我：“要是有机会去北京，到八一中学找我”。
去北京？我没敢想，去找他？还是算了吧，这人手太狠，惹不起，万一哪天不留神搞僵了犯到他手里，他还不拿钳子掐掉我耳朵？
我把周闯将去毛家屯斗“地主”的事告诉了父母，父亲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嘀咕了一句：“毛家屯有地主么？”
母亲却说了句俗语“城里的孩子乡下的狗”，然后她解释说，城里的孩子见的场面多，胆大，厉害，城里的狗见的人多，就不咬人了，乡下的孩子没见过啥世面，胆小老实。乡下的狗见的人也少，看谁都是生人，就咬人。所以说，城里的孩子和乡下的狗都很厉害，以后别招惹城里的孩子。
我听懂了母亲的意思，是让我以后少和周闯将那些人来往。我也悟出，农场的学生不如北京的周闯将，就是见的世面太少啊，我们顶多也就是遇个黑熊挨个饿什么的，和在大城市里“人场”上混出来的人相比，那是巨大的城乡差别，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追上。
后来才知道，八一中学大部分学生都是有背景的，都不是闹着玩的，但周闯将是不是八一中学的，就值得画个问号了，我猜想他是欺负我们没见过世面，在吹牛逼。
周闯将给我的最大帮助，是让我萌生个新的理想：争取到北京去混混。
十六条颁布时，我们已经考完了初中的毕业试和高中的升学试，正等着发榜呢，读高中要去县城，所以我们和农场的老师们已经依依惜别过，曾手拉着手，回首往事，对老师感恩不尽，老师也对我们谆谆嘱咐，为我们描绘着未来的前程。
突然之间，让我们回校闹革命，让我们揭发老师的“封资修”教育罪行，这真是件难死人不偿命的事。但人小，心眼少，总归架不住忽悠，报纸广播的威力远远大于周闯将，几番报纸念下来，我们终于被全国轰轰烈烈的大好革命形势所感染，所鼓舞，所刺激，阶级斗争觉悟也终于有了提高，于是就搜肠刮肚地回想三年的学习生活，把老师们的言行翻出来，和报纸上宣传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进行对照，看看哪个老师讲的话香水有毒，哪个老师讲的课暗藏罪孽。
农场规模小，任何事件都几乎是全民参与，于是家长们也参与进来，干部们也参与进来，学校的文革一时间竟也如火如荼，冷峻的邓班任首当其冲，他是“师道尊严”的典型，一顶帽子就能把学生吓个半死，不是“师道尊严”又是什么？
邓班任率先被揪了出来，戴高帽，大猫腰，必须的。
接着，教语文的刘老师也难逃厄运。
刘语文和过度关心政治的邓班任截然不同，他才华横溢，却只教书，不想别的。他讲课有点磨叽，不如他的实际才华对我们影响更深。他的字写的非常棒，和二劳改的姜老师不同，姜老师是在黑板上练书法，刘语文却是在黑板上，在墙上，在版报上，在刻蜡纸的钢板上，在任何能写字的地方龙飞凤舞，他的字潇洒飘逸，既漂亮又实用，他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写出不同风格的字，同时他还会修理改造各种写字的工具，让工具为他的字服务，他也会在课余时间给同学修理改造钢笔，把写普通字的钢笔改造成写美术字的钢笔。
我们没人怕他，却很欣赏甚至崇拜他。最让我们崇拜的是，他能背诵很多唐诗宋词晋文章，一张嘴，就有名诗名句飞出，他常为我们背诵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也会顺口而出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些诗句也成了我们吟咏的佳句，文革一来，却瞬间成了刘语文的魔咒。
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人们睁大眼睛开动脑筋，把刘语文分析得百口莫辩，什么“东风无力百花残”？伟大领袖明明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嘛，他却丧心病狂地说“东风无力”，明明党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嘛，他却心怀不轨地诅咒“百花残”，大家也明知那诗不是刘语文亲自创作，可你朗诵古人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就是借古讽今嘛，为什么不朗诵“金猴奋起千钧棒”呢？为什么不朗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呢？刘语文居然还大声朗诵什么“为伊消得人憔悴”，“伊”是指的谁？为什么会“憔悴”？明明就是怀念资产阶级，怀念旧社会，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嘛。
我也曾暗想，刘老师为什么要复辟资本主义呢？复辟了资本主义对他有什么好处呢？至于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可以复辟，我根本不懂，其实大家也都不懂，资本主义究竟是个啥玩意，我没见过，其实大家也都没见过，我相信，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刘语文也没见过。
后来我也曾想，当初学生们揭发老师的问题，哪里有什么阶级觉悟可言，哪里有什么阶级仇恨，倒有点像劳动课扛麻袋和刨大粪，大家都一齐掺合的事，骨子里就怕落后于别人，明明扛不动，刨不动，为了争先，也要强撑着“得瑟”几下，这或许就是人性中的一大毛病，天生的。
正因如此，我们批判老师时，虽然也“上纲上线”，但都是嘴上功夫，那些“横词”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们自己的语言还是“温良恭俭让”的，只蛮不讲理，却很少骂人，揪斗老师时，也只文斗，不武斗，不像革命策源地北京那样，动不动就“砸烂狗头”或“踢翻在地”，直至把老师打死或逼着老师跳河自尽。
很快，邓班任，刘语文都被关了“小号”，紧接着，侯校长也被关了起来，虽然没揭发出她的具体罪行，但她是学校“封资修”教育路线的责任者，平时又注意穿着打扮，保持气质，那些曾被我们膜拜的东西，一下子都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签，成了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铁证。
这些斗争，都是农场工作组指挥着搞的，派工作组也是看着报纸照猫画虎跟着学的，一级一级学下来，到了农场，就有了时间上的错位，革命强度也打了不小的折扣。
有几天，我担任了看守侯校长的任务，发现她漂亮的面容已变得憔悴不堪，那曾给过我温暖的笑脸如今却愁云密布，我心里老大不忍，思忖再三，还是学不来北京周闯将那革命的狠劲。那天，侯校长在“小号”里低头徘徊，我猜想她正在为如何认罪而措辞，有人给了我两个西红柿，我就偷偷塞给了侯校长，用眼神暗示她快点吃，她接过西红柿的瞬间，眼光突然亮了一下，但很快又黯淡下去，和她的委屈，和她内心的寒冷相比，两个西红柿的热度显然微不足道。
最倒霉的是邓班任，本来批判他的是“师道尊严”，但他不服，他的“政治理想”之火依然在心里散发着余热，结果三下两下，他由“师道尊严”升格为“反革命分子”，批斗时戴的高帽也长了一大截，大大超过五十年代演活报剧时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戴的高帽。
这下邓班任蔫了，心灵很受伤，政治理想的气球被突然扎了一锥子,一下子瘪了下来，每次大猫腰，他都颤抖着，好像大夏天穿着背心突然掉进了冰窖，冷得周身打颤，看着他的可怜样，我心里很复杂，想起他的数学课讲得那么好，对工作也曾那么负责，如今却成了罪人，我的心再次堕入五里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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