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年时间思考什么毁了我们的大学？

感谢三年所有的遇见，存在即合理，发生跟我有关的一切，让我有所悟。

学长，学姐，同学，朋友，老师，学习，健身，培训，兼职，创业，荣誉，情感，痛苦，快乐，伤心，喜庆……这些，是你大学生活的过客（他们路过，留下，最后离开），正是因为这所有经历，才有了你今天的成长。

三年大学生活，我体会到，真正的教育最终要回归到对人性的探索。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刚开始踏入校园，我们就被“学长学姐”告知，大学学不到深入的知识，大学就是用来享受的，大学不要过得太累，这就是典型的经验主义，他们只是以他们自身的经验来教导我们，应该这样做，而有些人却完全听信于他们，到头来还真是“快乐了四年！”

“大学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大学是对一种学习能力的培养，而非知识本身。但是，读了几年的大学，有多少人对学习能力有一个深刻的认知？不多，那为什么老师不一开始，就教我们这种学习能力呢？

“中国的教学体制”较为片面的追求文化知识型，结果把一个个学校办成温室温床一样，学生就象温室里的苗圃，完全经不起社会环境的风吹雨打。是的，大部分学生的文化知识确实提高了，但是，绝大部分学生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及社会各种能力，却不断地倒退，造成很多学生失去了起码的生存和生活能力。

这就是我最近才想明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刚毕业大学生，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太累的工作不想做，太复杂的事情不会做，工资低的地方不想去？因为，大学四年时间，只是教会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真正运用实践起来的少之又少？各种能力更不用说。也许，换个角度来看，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生本身，而是我们所处的教育体制，就存在这个弊端。 对于初出茅庐的高中毕业生来说，面对，学长学姐的经验主义，老师的循规蹈矩的教学，教学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端，他们无法辨别，判断这些潜在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于他们的一种残害，而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去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教导他们该怎样过他们的大学生活。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大学生活，不用去羡慕别人的大学生活有多么精彩，不要去嘲笑别人的大学生活的悲惨，因为到头来，你也许会发现，你看到的只是表象。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在中国的大学这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自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boss需要这个凭证，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白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

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我用18年时间换来了迷茫）

当大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推荐一个平台，往事钩沉话历史。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

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

富士康的“生存”之道实在让人怀疑，特别是在富士康出现员工自杀的“n连跳”之后——有网友写了《富士康员工自杀和大学生自杀缘出一辙》的博客，发问：“大学生跳楼自杀，富士康的普通员工也跳楼自杀，为什么不同的学历、背景和社会经历，都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断呢？”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

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独处，静心，看到潜在的本质，

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希望未来的某一天，能够看到中国教育的改革后的面貌，全新的，革命性的那种。

平凡的我们，却拥有着一颗不甘平庸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