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11:朱熹的“座右铭”

《朱子晚年定论》11:朱熹的“座右铭”

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检点。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惩之，亦欲与诸同志勉焉。幸老兄遍以告之也。

关于“座右铭”，最早的物证应该是商汤时代的《盘铭》，据说，商汤为了提醒自己，在洗澡盆上刻下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警语，提醒自己坚持做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与商汤有关的另一句著名的话，出自《论语·尧曰》，天下大旱，商汤为天下生民求雨，向上天讲“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果天下部族有罪的话，这个罪过在“我”一个人身上，不要怪罪到天下人头上。这种听起来让人血脉贲张的话和澡盆子上那句话叠加在一起，为后人刻画出一个无私无畏、勇猛精进的圣王形象。

朱熹没有商汤那么高大，但他也自有他的出众之处。朱熹的出众之处体现在“虚怀若谷”上。

公元1175年，朱熹同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就学术问题进行了一场长达三天三夜的辩论。这本来是一场简单的学术之争，最后，演变成了彼此“攻击”，他指责陆九渊过于“空疏”，陆九渊则指责他太过“支离”。很显然，那个时候的朱熹，未必会真正认同陆九渊“支离”的指责。此时的朱熹，展现出了罕见的过人之处，他坦然地将这个“支离”之病接了下来，逢人便同人谈论这个话题，大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风范。以至于陆九渊也成了帮助他成长的良师益友，两个人有几十封书信往来，谈论的多是如何破除“支离”的问题。

客观来讲，朱熹是在晚年才真正意识到这个“支离”之病的危害的。在《答黄直卿书》中，他讲“今幸见得，却烦勇革”——如今幸而真正觉见到这个“支离”之病，却因为精神、气血的缘故，已经没有勇气从头彻底改过了。其实，这个晚年定论，是他自己早在盛年时便开始主动面对、坦然认下的。

回过头来，再来看这封《与吴茂实》，朱熹胸襟更加地袒露无余。他讲“今方深省而痛惩之，亦欲与诸同志勉焉”，这个时候的朱熹，对于“支离”之病，以及对“日用工夫”的错失是有着深刻反省的。所谓“痛惩之”，乃是一种真割舍，是痛定思痛的真割舍。这个时候的朱熹，要割舍的是什么？是他一路走来的“高光”，是他气血精神足够好时的全部付出，是他一路留下的《周易本义》《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四书章句集注》，是他为后世帝王颁定为“国考”参考书的对于四书五经的独家解读文字，甚至是他的《近思录》。

此时此刻，为了“真理”，朱熹要对这一切做一个斩断，甚至要全盘推倒自己一路走来的全部努力。他坦荡荡地同吴茂实讲“幸老兄遍以告之也”——如果能赖老兄将“我”的这一点深切会晤遍告天下同道，实在算得上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此时的朱熹，同喊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商汤没什么区别。此时的朱熹，内心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将无我，为了同道”。

最近自己觉出先前的功夫，只是浮于表面讲论文义，自认为这是在义理上慢慢积累，积累得久了自然会有得力的地方，如此却在日用工夫上缺失了自我检点。诸位朋友往往也都是这样做工夫的，所以有许多不得力的地方。如今我才深刻反省、痛定思痛，也希望和诸位同道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共勉共进。老兄您能够就此遍告天下同道就太好了。

这封《与吴茂实》，是写给吴英的。吴英，字茂实，福建邵武人，从学于朱熹，两个人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吴英后来有《论语问大略》传世。朱熹看吴英，俨然就是在看从前的自己。此时的他深刻认识到“支离”之害，认识到“日用工夫”的重要，他希望吴英能少走或不走自己穿求文义、沉溺书册的老路，能扎扎实实在心之本体上下“日用工夫”。当然，他更希望通过吴英将自己的这一心意遍告天下同道，让天下学人都能绕过弯路，走上“学为圣贤”的坦途。

朱熹的座右铭，没有刻在墙上，而是刻在自己的心中时时对照，流布在同道学人的口中，时时相互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