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当时的国共两党的反应,颇有借鉴意义。
国民党宣传机构对郭沫若的文章反应激烈,《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起草社论《纠正一种思想》,抨击《甲申三百年祭》是“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紧接着《中央日报》又发表了《论责任心》的社论,指责《甲申三百年祭》“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
而共产党方面,毛泽东则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传达至全党,并在之后反复引用内容,要求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决不做第二个李自成”,既教育了团队,又打消了知识分子对重演李自成式农民起义的担心。
国民党与共产党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同一篇历史文章截然不同的表态,让人们看到了国民党的傲慢和共产党的谦卑,高下立现。
通常,面对舆论话题的影响,最差的反应莫过于对抗。当舆论效应出现时候,相应的引导不靠谁声音大或权力大,而是能不能提供有利于己方的、更有吸引力的链接点。突然成为万众瞩目的关注对象时,对抗和反驳只能表现出傲慢,唯有接纳、化解和重构才能从容应对甚至顺势利导。
2019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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