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地方，公民之间存在一种惊人的不平等。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为他产出所需要的许多东西，甚至产出远远超出他的需要的东西。然而，还有些人能在自己的小农庄种植玫瑰。
也许他们比别人钱多一些，也许他们肯在这上面多花时间，或者正好拥有玫瑰所需的土壤和阳光，总之，他们有玫瑰花，而别人没有。
由于人们还没有转过神来，这种情况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嫉恨，有人有玫瑰成了一种天赋的必然性，如同占有美丽或丑陋、理智或愚蠢。
但是，玫瑰的主人不断嫁接，增加并改良玫瑰，终于在其他公民中引起暗暗不满。
一位煽动者用激烈的言辞号召：我们生来就有拥有玫瑰的权利，如今只有少数人才有玫瑰，必须制止这种盲目的偶然性。
另一位煽动者对着群众叫嚷：蒙昧的无欲时代已经过去，为更高文明而斗争的战斗口号是：如果你要欲求什么，就欲求什么吧。
第三位煽动者从逻辑和植物学角度证明：由于自身的复制趋势，玫瑰必然逐渐积累，以至于少数拥有者诸如埃拉加巴鲁斯的客人们在玫瑰丛中窒息，全部拥有物轻而易举地落入众人手中。
不过，这种命定的剥夺进程很可能还要简便、迅速。但这却绝非仅仅是激发众人的嫉妒、贪婪和贪图享乐等地下冲动。
相反，玫瑰香味不仅迎合感官，而且用甜蜜的刺激渗透到我们生命最细微、最遥远的地方——同样，在人民的呼声中，灵魂的最后渴望和最深层次的文明思想同人民过于人性的冲动紧密相连。
于是，一个革命政党形成了，与之相对立的是拥有玫瑰的保守政党，他们不仅想保护自己对玫瑰的占有，而且还想保护现在才意识到的那种诱惑：拥有某些别人羡慕与渴望的东西。所有这些为一项法律做好了准备，它应该通过某种垄断手段保障保守派以世袭、继承和历史的方式拥有玫瑰。
这时，起义终于爆发了，它以平等党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起义之所以大多以这种方式结束，乃是因为该政党赋予生命的那种道德观念最早潜入敌方阵营：社会正义的理想超越了一切利益冲突，他们外在胜利只是对他们已经赢得的内在胜利的肯定。
于是，和平、平等和幸福终于得以实现。在公民拥有的任何一片最小的土地上，都盛开着玫瑰。同时进行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为每个人创造了同等的种植玫瑰的条件。
事物的外在状态能够给人提供的一切，以其最公正的恩惠分配方式赋予人们这些条件。但是，这些份额仍然不能像数学方程等事一样对各方均匀分配。
无论如何，总有一些人培植玫瑰时手气更好，另一些人得到的阳光稍稍充足，有的人假借的嫩枝更为结实。自然总是出人意料地、无拘无束地干扰人类计划的对称性。
但在人们看来，接受这些微小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一如人们承认那些不久前还显得非常重大、现在却已经消除的差异。的确，在已经赢得的强力面前，人们事实上对这些无关紧要的数量完全熟视无睹。
灵魂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当下的运动和刺激同过去的运动和刺激之间的差异。
假如生命缺少内在差异，以至于人们害怕天堂里持久的幸福会变成持久的无聊，那么，不管生命在何种高度、以何种深度流淌，对于我们来说，都显得空洞和无谓。几十万元的损失对于富人来说，并不必穷人丢失几个硬币不幸多少；在爱情萌动阶段，偷偷地摸一摸手所带来的幸福，并不亚于热恋阶段的毫无节制的欢娱。
我们所感受到的并非是生命刺激的绝对的量，正如我们满足与匮乏的整体水平并非在于何种高度与深度。毋宁说，生命的个别实现是因何种差异而相续凸显出来的。
因此，谁若从一种生活水平上升或下降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水平，在经过短暂的适应期之后，新的生命水平范围内的波动与差异，就可以完全一样的欢乐或悲伤情感来回答，正如可以用过去状态中何等强烈或微弱的情感来回答。
我们的灵魂非常类似于精致的机器人，他们用一种自动变化的调节来对外在条件的每一次变化做出反应，它们总是发挥类似的功能。我们同他人的关系、相对于他们的高度与深度之差异，一旦内化为某种情感，为了将这些情感相同的量同刺激变动的量练习起来，这些情感便清楚的显示，我们都是对差异何等敏感、同时又何等富有适应能力的生物。
但是有一天，适应期结束了。自然用玫瑰的颜色和形式、芳香和美丽的差异显示，自己是诸多协调意图的最终裁决者。
真实这些最细微的差异一方面激起类似的冲很和嫉妒、相同的傲慢，另一方面也激起相同的匮乏感。新一轮尖锐的理论开始纠缠着诸多灵魂：为了将人类提升到更高幸福的阶段，所有的拥有物又有什么用呢？外在的拥有唤醒了满足感，假如没有这种满足感，拥有物就是一个无核之壳，一种对牛弹琴。
假如自然将一种不平等感同拥有玫瑰联系在一起，正如它将这种感受同匮乏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比玫瑰更无关紧要的了。
幸福与痛苦的根据就在对对象的占有或不占有之中，这恰恰是世界历史的错误。不，重要的并不在于我是否拥有它，不在于我的感觉是否起决定作用，而在于他人是否拥有它。
惟有极其精巧和纯粹的灵魂才可能以享受的方式拥有客体；它是如此的丰富，因而足以依靠自己最本真的内在性来生存，而不是让感觉超越灵魂的界限。
但群众绝不会满足于事物的魅力，而是将自己的刺激同拥有练习在一起，因为邻居没有它，并将拥有物同匮乏联系在一起，因为邻居拥有它。
惟有对变化了的占有物的最直接印象才可能压倒相互攀比。但是，新的水准之间更精细的差异同以前粗略的差异一样，立刻就强烈的刺激我们很快便适应的敏感。
外在协调的西西弗斯式辛劳的幻象总一再驱使着我们，知道自然为这种幻象划定界限，知道我们认识到，我们想向外来逃避的那种受苦从内在的方面追赶着我们。
由于摘抄原因，文义可能与原文不符合，请参阅《金钱性别与现代生活风格》或西美尔的《货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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