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谈论之前，先引用英国哲学家米切尔的《陌生人》寓言：
战争时期，在一个被敌军占领的国家，一名地下游击队员遇到了一位陌生人，他们相处了一整夜。陌生人告诉游击队员说，他是地下游击队方面的一位领导人，只不过不能暴露身份。游击队员完全相信他的话，也相信他是真诚和可靠的。以后，游击队员和他的伙伴们有时看见，那陌生人在帮助自己人，于是游击队员很感激，并对伙伴们说：“你们看，他是我们一边的！”可是有时候，人们又看见那陌生人穿着警察制服在帮助敌军，于是伙伴们就怀疑陌生人，并开始议论纷纷。但那位游击队员还是说：“他肯定是我们一边的！”他认为不能凭表面现象来判断，在那种复杂的环境下，陌生人做事自有他的道理。总之，陌生人有时看来是在帮助游击队，有时又像在帮助敌人。那位游击队员还是坚定不移地相信陌生人，总是说：“他最清楚应该做什么事情！”但他的伙伴们越来越不相信陌生人，经常说：“哼，如果你说他在我们一边就是这个样子，那他不如投到敌人一边去还痛快些！”
那个陌生人是朋友还是敌人？那位游击队员和他的伙伴在相同的证据面前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表现，他承认那位陌生人做了帮助敌人的事，可依然相信他是朋友，他的行为自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他亲身确认过。一个伟大的人，做了违背自身原则，十分矛盾的事，我们仍然觉得那个人是伟大，因为他这么做自有他的原因，虽然我们不知道。一个有思想的人，说的话产生了矛盾，我们仍然相信他，因为他说这话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觉得矛盾，一定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彻悟，没有达到他的境界。信仰这种东西很有意思，无法否定，也无法肯定他。智者错了吗？也许他真的若有所思，智者对了吗？可是他的话真的很矛盾。正如盲人摸象，有人说是柱子，有人说是墙壁，说是柱子的人说说是墙壁的人错了，说是墙壁的人说说是柱子的人错了，他们都选择相信自己所感觉到的。那么孰是孰非呢？
庄子说，毋需争辩，任何争辩都是没有答案的。世上的人，只看到自己所看到的，看不到道的规则，才会有这么多的争辩。“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1]《庄子·齐物论》，“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道如大象，儒者和墨者都是盲人，因为看不清道的真理，而用自己所看到的互相攻击。庄子以一种出世大道的心态，睥睨行走于人间的儒者和墨者。可是，庄子这么认为，墨者不这么认为。庄子认为言是要确定的，墨者认为“言，出举也”《墨子·经上》，言就是通过名将自己所知道的告知他人，即“告以之名，举彼实故也”《墨子·经说下》，因而言承载的是社会交流的功能。他们两个孰是孰非？很难说，墨子是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出发，庄子是从绝对的“道”导出只有确定的“言”才是符合道的真正的“言”。
墨子，用现代的话说应当是个唯物主义者，相信客观事实的存在，争辩的目的就是确定客观事实，“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争辩的依据就是争辩的结果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假如争辩在是牛和不是牛之间进行，那么判断的标准不是谁厉害谁赢，而是谁符合实际谁赢，比如实际是只狗，那么是牛和不是牛都是错误，唯有是狗的才是正确的[2]。对于庄子而言，争辩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就比如墨子说的，实际是只狗，辩论在是不是牛中进行，那么无论谁赢了都和实际不符。“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齐物论》，比如看到远处有一只四只脚的动物，有人说是牛，有人说不是牛，之所以会有这种争辩，是因为看不清楚，如果看清楚了是一只马，那也就没有争辩了。辩论是因为有所不见，引起的，那么辩论也就是去了意义，正如远处的那只并不会因为两个人的争辩而看得更清楚，“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庄子·齐物论》，事实并不会因为谁争辩胜利了就和谁一致。
墨子与庄子关于“辩”的意义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当”的争论，“当”是指所说的和所感知的一致，比如眼前有一只马，说这是马就是“当”的，说这是“牛”就是“不当”的。社会伦理方面，墨子通过功利主义的思想，确定了伦理之中的“当”与“不当”，“义，利也”《墨子·经上》，“功，利也”《墨子·经上》，做有利于人的是就是“义”，有利于人民的事就是“功”，那么说一个做了有利于人的事的人是“义”，那么就是“当”，说做了不利于人的事的人是“义”就是“不当”的。墨子还进一步的说明“利，所得而喜也”《墨子·经上》，“害，所得而恶也”《墨子·经上》，利就是使人喜悦快乐，害就是使人厌恶。在此基础上，墨子为社会的各个伦理概念下了定义，如仁、义、忠、孝、勇、礼、信、君、功、赏、罚、罪[3]……这些定义实际上就是墨子哲学中“当”与“不当”的标准。墨子和庄子是极为不同的，墨子苦心孤诣为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知到的世界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庄子则极力的摒弃感官的世界，回归绝对的道，人世间的生死富贵，功名利禄不过是南柯一梦，与其苦苦追求，不如洒脱于江湖，与自然相融，忘生忘死，忘乐忘忧，不为名实所累，归于大道。墨子在方法上接近西方哲学的思辨，思想上缺少西方哲学的“精神世界”；庄子在思想上接近西方哲学，都存在着独立于感官的“精神”，在西方这是“理性”，在庄子这是“道”，但是庄子的方法缺少思辨——他是直接否定“辩”的。
然而，庄子的思想是有悖论的，最直接的悖论就是他否定“辩”，否定“辩”就是在“辩”的合理性中争出个结果，因而其本身就是辩。真正的辩是“无言”，庄子确实这么说了“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而他的实际行动却不是如此。人需要阐明观点，通过对事物现象道理的否定与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著书立说与否定“辩”本身就是矛盾，庄子若要以身践行，那么也就没有《庄子》一书，历史也不能记住庄子这个人。
[1]：庄子认为没有确定，有争辩的言不是言。“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庄子·齐物论》，说话不是吹起，说话必定是要有确定的东西，如果不确定，就不是言，真正的言是确定的，不可争辩的，因而说“言恶乎隐而有是非”。
[2]：原文见《墨子·经说下》：“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若当犬。”
[3]：《墨子·经下》与《墨子·经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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