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十年，我没有回过母校，没再踏上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不是不想，也许只是为了这个早已计划好的十年之约，为了积攒十年的思念后，有一场酣畅淋漓的怀旧，有一次刻骨铭心的寻找青春之旅。
一种爱情
每个男人一生中都会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
我娶了白玫瑰，也爱着白玫瑰，白玫瑰变成了我的亲人。
可是十年里，我并没有忘记红玫瑰，红玫瑰偶尔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梦里的红玫瑰，小巧纤瘦，眼睛闪烁明亮，头发黑里泛黄，马尾辫随着步伐在颈子上颤颤悠悠。
十年再见，她几乎没有变，没有因为已经做了妈妈，身材走样，也没有因为十年的尘世摔打变得世故圆滑。她的脸上还是那样安静，即使和大家长久不联系，也没有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她躲在她大学宿舍的闺蜜群中，细声低语。酒席上，有人问她话，她不得不大声回答，那回答也是温柔的，脸上划过浅浅的涟漪，轻描淡写说上几句，从不做过多的阐释。有人向她敬酒，她说不喝酒，别人苦劝几下，她推脱几次，终于温顺地答应了，轻抿一口，又实在不能承受酒的辣口，脸上浮现出微小的忍耐，咽了下去。
她有时也执拗，她的执拗只留给亲近的人，这是她曾经对我说过的道理，每当我们意见相左时，她都会展现出和大多数情况下不一样的倔强，一张轻撇的嘴，一双低垂的眼睛，不高兴时一个字也不说，她讲过，那只是为了显示她在我心中的地位，或者为平淡的学习生活增加些调剂。
大学宿舍的夜谈会上，每个人轮流说说对班中女生的印象，哪个有好感，按床铺顺序发言，我排第一，我傻，说了老实话，没想到，我说后，大家缄口不语，纷纷把我调侃，更想不到，几天之后，全班男女都心怀诡异地开起玩笑。
于是，很多场合，各种我和她同台的时刻，好事之徒起哄、怂恿，我难为情，觉得被一伙人出卖了，宿舍的兄弟献计献策，我将计就计，鼓起了勇气，一年之后，起哄怂恿消失了，因为我们坐在一起上课了。
她说，你有你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不能因为我们在一起就牺牲同学间的友情。
我完全同意，我们从不如胶似漆，我几乎没有陪她逛过街，没有看过电影，饭都很少面对面吃。是的，她很少要求什么，安静的像一朵云，一只鹿。除了课一起上，到了周末，在图书馆看两天书，她爱文学我也爱文学，她读她的张爱玲，我读我的钱钟书。钱钟书耐不住硬板凳，摇头晃脑，频频向张爱玲使眼色。张爱玲目光灼灼，眼睛时而忽闪几下，背挺得笔直，一副沉浸的样子，仍然有频率地翻书，做笔记。
“能出来玩吗？就等你一个。”宿舍的兄弟发来短信。
我回复，她就这一个爱好，对我就这一个要求。我这恋爱谈得多么便宜，又多么高贵，我怎能不花时间满足她这小小的需求。
相处的两年里，书读了不少，没有风没有浪，她的执拗倔强对平静的生活无损，我任之由之，像哄着一个性格天真的孩子。
十年相聚，她做了老师，我也做了老师，我们的话题只跟职业有关。
十年相聚，那些好事之徒东山再起，酒桌之上，我和她的碰杯被久久的注视，被赋予意味深长的价值，同时也被当成调味品，供人娱乐。
有一个家伙倡议：“做不成两口子，喝一杯交杯酒祭奠过去的缘份。”众人起哄，我有些醉意，她皱着眉，脸上挂着羞涩的笑，一个字也不说，我非常清楚那是不情愿，是倔强，但是又不知道如何拒绝，我急忙乞怜告饶，请求放过，好事之徒兴致正盛，偏要我自饮三杯，她突然站起来，自作豁达地说：“只要冬蛰愿意，我没有意见。”我们照做，她又一次温顺地在大家的吵嚷声中缴械投降了。
两天的相聚，我们像避着对方，眼光交合，总有一方迅速移开。我在前，她就在后；她坐在车左，我就坐在车右，望着各自的窗外，和各自的同性知己侃侃而谈。但是，我知道，内心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心的河流总流向相反的方向。我总是用一种掩饰的神色在队伍里寻找她，大家笑时，看她是否在笑，大家伤感时，看她是否伤感，她讲述十年经历，说相夫教子，过得幸福，我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实际上，把每个字听得清清楚楚。为了十年之约，我们相聚，不远千里，我自问内心，何尝不是只为见她一面。她生活幸福，我何须多言。
“有时候，你和我太像了。”这是她十年前的话。我们都是保守的人，我的所想，未尝不是她的所思。
十年前，她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我留在北方一所县城教高中。
十年前，她说：“我太过文静，你太过深沉，我们都太含蓄。”
十年前，我说：“如果我们的爱情抗不过两年，你就嫁人，我就他娶。”
四年以后，我有了我的妻，她嫁作人妇，我们的情融化在茫茫人海中，滴在时间的流里，消散在无边无际的风中。
她成了我的红玫瑰，我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十年光阴，她有时不期然闯进我的梦里，我在夜中醒来，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睡。
两个朋友
尽管最初把聚会的基调定为，“感怀”、“畅想”、“共进”，明确提出不是吃喝和炫耀，可是言谈举止之中，到底暴露了十年的变迁，十年的威力。
我们开玩笑，把邹兄封为十年相聚活动的总设计师，因为从吃住到交通，从旅游参观到消费记录，都由他一手操持。
邹兄成长于城市富裕家庭，上大学期间，他就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华，他敢说敢做，思想先进，观点犀利，在话剧比赛中，他饰演的男主角收获了众多粉丝，辩论赛中他是观众瞩目的焦点，他当过校园报的社长，本科毕业后，中国传媒大学成了他未来三年深造的地方。
而如今在京城前程一片大好，已经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环保企业董事长的贴身秘书，只需要一个下地方历练的过程，进入上层，执掌权柄，就在不远的未来十年。
邹兄所在公司的二级企业以及合作单位遍及多个城市，我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无不是因为他的存在，我们能够在很多场合获得价格最低甚至是免费的优待。这对于我们当中大多以教师为职业的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如果问命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与上天赠予的天性禀赋有关，与一个人的理想抱负有关，与家庭出身、后天努力有关。
可是江弟何尝不是勤奋努力的，只不过他出身贫寒，母亲早早过世，两次高考才考入我们这个普通本科院校。在大学期间也是起早贪黑，打工赚钱，发奋读书。他在大家面前积极展现自己的乐观向上，有几分慷慨豪壮的胆气，但是日子长了，我们渐渐感觉到，江弟的乐观表现的太刻意了，他股子里的自卑会不经意间流露，就像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末尾的那个常常来不及躲闪。
江弟随大流地走上了考研之路，可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好，选报的专业又是文科里最冷的哲学，纯粹是为了避开锋芒。他带着大学里结交的女朋友，我们的同班同学，双双考入了陕西师范大学，一人学哲学，一人学文学。
四年里，他是人缘最好的一个；十年里，他又是与大家联系最少的一个。
十年相聚，他携妻儿到场，但是我们几乎对面不相识了，他的身材变化很大，肚子大了两轮，面无表情，目光呆滞，话也极少。我们惊叹着，揣测着，忍不住询问。可是，无论如何，任何人都想不到，这一切竟然与一场抑郁症有关系。
我和江弟走在沙滩上，江弟手牵着即将上一年级的儿子，我们不停地向前走，只有我不停地追问，他才有一两句回答。我想起大学时的第一个暑假，我们二人留在一个饭店打工，可是，天气暴热，没有两天的时间，我因为饮用生水，晚上突然腹痛，疼痛难忍，上吐下泻，全身脱水，在把我送去医院的路上，江弟一路大声喊我的名字，唯恐我不能醒来，到了医院门口，江弟背起我就往里面冲，伴着我一夜无眠。这些生死相托的情意我怎么能够忘记！
抑郁症，离我们很远的一个词，现在却离我们这样近。或许这就是命运，江弟的性格是根源，貌似乐观，实则自卑。而他三年学哲学的生涯又将他完全带进一个圈套，让他脱离生活现实，耽于幻想，爱钻牛角尖。
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登上了讲台，他又把学生理想化了，不是黑就是白，随即经历了两场师生冲突，他发现再站到讲台上，双腿颤抖，头冒冷汗，竟然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两年前，江弟情志不疏，思虑受阻，身陷抑郁，住院半年，吃药度日，药物扭曲了他的身材，也使他的生活变得拮据。
他的儿子叫江行舟，六岁却长出七八岁的壮实，我拉着他的手，触摸他的脸，唤着他的名字，他露出羞涩的表情，眼神躲闪，那张和他父亲有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脸让我遐想，我心里的酸楚就像远处不断涌来的浪潮，一波一波，一个比一个迅猛，冲过脚踝，我不再追问，江弟一言不发，看着海，他在想什么？
和老朋友们在一起，就是和自己逝去的青春年华相聚，两天里，江弟的心情到底好转了一些，我们轮番与他敬酒，我们把班里这对唯一修成正果的夫妻推上前台，怂恿他们唱知心爱人，为他们在西式结婚礼堂模拟婚礼，让他暂时忘记愁恼，心存一份独特的生命体验，让他知道有生之年，还有一群兄弟是他坚强的后盾。
命运，让人看不见摸不着，可又无处不在。命运，无情又多情，有人爱着它，有人恨着它。
三个地方
联通大厦底部，十字路口，人流最多的地方，一切都没有变。
这里，曾经试炼过我的青春与自尊，磨砺过我的勇气与骄傲。十几年前这里是大学生“站街”的地方，就像我们的城市，某条街道上总会有一伙农民工，“刷墙”、“贴砖”、“防水”，他们脚下的简易招牌写着自己的工种。
而大厦下面的学生，统一写着“家教”二字。我站在中间，手里拿着一张硬纸板，挺起胸膛，想极力从站姿上显示自己的优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头顶是二十几层的大厦，身后是五根深红的巨大石柱，百米外天桥上行人走下来，十字路口的人流涌动，寒风吹拂，学生们无语地又卖力地展示自己，不断地用眼神与行人碰撞，只是期望他们的一个扭头，一个询问。
与我们一起等生意的是几个残胳膊断腿的乞丐，他们趴在大厦门口的另一端，生意往往好过我们，但他们的存在似乎也增加着我们的羞耻感，每个站街的学生都需要一点勇气，都需要与自尊心对抗几次。乞丐虽不会抢走生意，但他们和我们占据大厦的左右两侧，处在同一条线上，似乎有一种难以启齿的东西互相衬托着。
那时我希望同一战线的学生多一些，分担一些行人的眼光，那些看过乞丐又看我的眼光；又希望身边的学生少一些，让看过乞丐的眼睛多多落在我的身上，眷顾我的生意，这种矛盾的心理交杂几日，幸运的话，会找到一份家教。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我留校了，我磨损了一些东西，又助长了一些东西，换来了一份家教的工作。
十年之后，我走在依旧繁华的金三角商业区，天桥在，十字路口也在，人流如织，大厦门口仍有人站立，只不过换成推着单车做生意的小商贩了。
一个五十来岁的老人双手把着单车，单车两边的筐里是各种水果，他告诉我，这几年来他常到这儿做买卖，客流量大，生意不错，乞丐见过几回，但是从来没有注意到站街的大学生。
一座海边的建筑物矗立着，它离海只有两百米，大学最后一年，我曾在这里的客房部打工数月。我认识了一个极好的经理，他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与客人交流，如何铺床，换被罩，他用他的幽默和豁达激励着我们这群底层的体力劳动者。
海边风沙大，每天的任务不过是打扫房间，一天的擦拭，第二天窗台上又是一层细碎的沙尘。这是一个四星级的酒店，无论有无人住，维持一尘不染的环境是每天的工作，一遍遍擦着窗台，窗台那一边是大海，天晴的时候，天蓝海蓝，那种蓝染得双眼也忧郁起来。有了闲暇，我穿着拖鞋、短裤坐在沙滩上，一直坐着，累了躺下，不去想什么，单纯的享受，三年也没有受尽的美好，用最后几个月中的几个白天、几个晚上细细的体会。风很大，空气腥涩，浪头越来越猛，海岸线那边的港口亮起灯，海尽头，天色微明。
十年溜走，曾经的大酒店不再形单影只，十年前，它是离海最近，也是方圆几里唯一的建筑，但今天比它高比它样子独特的大厦纷纷拔地而起，它就像站在了一群公子哥面前，老旧苍白的外墙，矮胖臃肿的身材，显得笨重寒酸，我绕来绕去才在新修的多条道路中分辨出它的所在，可庭院里已经长满了草，大厅门口放出黑乎乎的影子。想想十年前我还在为它庆幸，因为那一年，政府要把这片海域打造成极具商业价值的旅游带，取名为金梦海湾，而今我看着一辆辆香车宝马纵横交错，我相信这里的确成了很多人的金梦海湾，但是，那时的经理、同事都去了哪里。
104宿舍却是我和大家共同的记忆，回到母校时正值暑假，留在校园里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在为明年的研究生考试做准备，八个穿着文化衫的男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闯进了104室。
“你们找谁？”屋里有两个男孩，坐在床上看手机的学生问，背对着我们躺着看手机的学生忙回头看，两张青涩的脸，正是曾经的我们，都有大把的时间虚度，都把宿舍搞得乱七八糟，屋顶的吊扇依旧嗡嗡响，响了十个我们不在的夏天。
说明来意后，曾经的少年们竟然反客为主，纷纷占位为王，说说自己睡在哪个床铺，看看刻在墙上的字是否依旧清晰。
104宿舍地处女生去往开水房的必经之路，上铺的兄弟们想起趴在床上观看如织人流，更对打水女中的佼佼者好一番品头论足的往事。那时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也不是窗外的小鸟，大概也不会是梦想，而是宿舍一个兄弟的“婆姨”——那时我们是这样叫的。她起床早，打水归来，豪爽又有几分泼辣的性格，浑厚的嗓音，拯救她的男朋友我们的兄弟于梦海，也残忍地让她男朋友的室友们体会到“雄鸡一唱天下白”地妙趣，他们恩恩爱爱了三个年头，我们领受了三个年头的整点报时，三个年头后，我们毕业了，他们分手了。
十几年前同样为硕士学位奋斗过的四个兄弟，临走时不忘勉励在一旁尴尬了很久的小师弟：“这个宿舍八个人里，有四个考研，厉害的是，四个人全部考中……今天，就看你们的了。”
一直跟在身后的宿管大妈附和道：“早就跟你们说过，这栋楼风水好，你看，这回信了吧？”两个少年充满生机的脸上似乎露出了坚定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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