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7和158分析了三角形的两种变形路径:当他以扩展自己边界的方式变形时,他有可能发展成圆形,成为孕育新生命的水池;而当他只盯住恐惧和欲望的两条边时,他就趋于极端和失控的变形,这种变形的结果,就是怪物出现了。
151和156指出水池和泉不仅是清洁的场所,它们也分别象征女性和男性不涉及生育的欲望。在个体欲望的池水里,爬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怪物。
正如勃鲁盖尔的作品是创造了愚人图籍,博斯则是创造了怪物图籍。
怪物按照与人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魔,它根源于人的无止境的欲望与有限能力的冲突,所以它控制人;第二类是妖,它是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变异,狐黄白柳灰,它为守护某个宝藏或实现某自我目的与人对抗;第三类概括为“鲸鱼之腹”,它吞噬人,但是英雄再生的容器;第四类是人的恶的外化,是他自身的变形。
怪物的形态也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变形是某个器官的数量变多或体积变大;第二种是杂交,各个物种各部分的拼凑;第三种是法术;第四种是不对称或欠缺。
博尔赫斯《想象的动物》记录了117种想象的动物,这是他担任图书馆馆长期间将82本书中提到的怪物汇总起来。这其中既有卡夫卡、易卜生,也有《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博尔赫斯认为一个国家文明的特征在想象中表现得最充分。
难道人和动物的世界还不够丰富吗,为什么还需要想象的怪物?
福柯在《词与物》中对怪物的分析是,它们摧毁了日常思维和语言命名的范畴,它们瓦解了人们自古对“同与异”的区别。对“同与异”的瓦解,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鬼狐的基调,即许多世人还不如鬼狐,所以他们连姓名都不配拥有;反倒是能修成人形的鬼狐更与人“同”。
蒲松龄是落魄文人,他是以志怪小说的方式写人情。与《聊斋志异》相对的是《搜神记》,其作者干宝是东晋的史官,被誉为“鬼之董胡”,他是以写史的视角在写鬼怪。东晋对志怪和历史的态度是,那些记录人事的史料就比记载鬼神的故事更可信、更真实吗?
《搜神记》序言就言明写作的目的——“明神道之不诬”。它叙述鬼怪故事的逻辑延续了汉代的天人感应,在写天地二元图像模式时分析过武梁祠画像,它反映的即是武梁作为史官的态度。东晋的背景是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史官和朝廷面对这个实际状况都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被视为胡虏、蛮夷的异族能超越、战胜认为是承天命的正统?
《搜神记》用一则张华与燕昭王墓狐仙的故事来解释这个难题。燕昭王墓的一只千年狐,饱腹经纶,想要拜访当时的大儒张华。燕昭王墓前的华表劝诫狐不要去。狐狸思忖此拜访纯是出于对学者大才的仰慕,还是去了。张华见其才智绝伦,断言不是鬼魅便是狐。于是根据千年之狐当用千年之木焚之的理论,点燃燕昭王墓前的华表将狐狸烧死了。燕昭王是外邦人,其墓前的狐狸即象征异族胡虏,才情再高远,也被归为鬼狐,这是汉文人对待五胡的态度,非我族类必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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