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冲

我是去年才和面前的男孩子熟络起来的。去年暑假第一次回来，寒假第二次回来；一共见过他两次。第一次被各自家长带着，在江边散步；第二次和他一起喝酒。        

那天晚上我妈是喝高了的，抓着他讲东讲西，最后扯到了他找女朋友的事情。我妈忽地问道：你看我们这个怎么样？借着酒劲，我和他大概都脸红了。四目相对，剩下的只有尴尬。当时的他阔谈理想，聊到上海，两眼止不住地放光。他信誓旦旦拍拍自己胸膛，对着月光说道：我要考去上海的财经大学，我喜欢金融。       

那天晚上月光洒在院子里，像个不透气的玻璃罩；餐桌上有流利的四川话，还有我只有时敢蹦两句的普通话。在这样一个人人都会方言的地方，我是不太敢说普通话的。餐桌上有人一腔豪情壮志，就也有人时不时泼泼冷水。外地考上海，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我们得知他的情况，是他的理科并不很好，文科也不太出彩。       

我妈握着啤酒罐子，拍拍他的肩膀，只不停地重复一句话：上海好啊——上海好，来上海了住我家——读书好啊——        

我妈从小喜欢上学，却总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迟交学费。熬过了六年，终于还是没了红着脸站在大家都端坐着的课堂，只迟迟又怯怯说上一句“家里没钱，晚些交……”这样的勇气。我始终觉得家境不好的人家里出来的小孩，总要有惊人的、执拗的、倔强的自尊心。但其实我妈的童年并不拮据，小时候别个家的孩子打着赤脚满泥地里跑，她可是穿着皮鞋的别人家的娃。        

再讲到后来，他来找我喝酒。我端着啤酒罐子被他压下，他重新递给我的是一罐他开好了的王老吉，他问道：上海高中好吗？我和他碰了杯：好啊。他又举杯，再问道：上海什么都好吗？我悻悻喝了一大口王老吉，轻轻地说：什么都好。        

其实上海好吗？我从小出生在上海、生长在上海，上海对于我来说，就像黄家冲对于他来说。你说它好吗？其实也只是呆习惯了，别的地方总也觉得不舒服；但其实它好吗？我在上海过了十五个年，刚出生那几年我不记得了；再后来的每一个年都冷冷清清。我记忆里从来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过过年。我爸总不着家，借口总是很无趣——“在外面出差，忙”；我妈小时候呆在我身边，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接我一起过年了。上海好吗？我在上海这十几年，就亲眼看着原本殷实的家境被一点点卷走，于是生活开始拮据了，奶奶开始消瘦了；我亲眼看着陌生的面孔进了我的家门，于是我名义上多了个妈；我亲眼看着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我的弟弟一点一点啃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爱；我亲眼看着我这个后妈与我爸一次一次争吵，一次一次回娘家，几番辗转，从此再也没回来过。        

上海好吗？难过起来，握拳锤墙的时候，满腔只有一句质问：上海哪有什么好！但其实上海好啊，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几乎所有的记忆都在上海了；我几乎所有的友情、所有的羁绊，都在上海了。        

我说四川有人情味，其实四川那人情味不属于我。        

我从外边回来，算得过风尘仆仆吗？我赶路到三溪口，所有人都对我很客气。但当我操着一口熟练而流利的普通话在四川话中尝试着给自己找一席之地的时候，这里的一切就已经不属于我了。这种隔阂、这种陌生感，不是谁能说服我消散得了的；我自己也束手无策。        

他如果当真离开了这黄家冲的土壤去了上海我的家，除了拘谨以外，大概还会有几分新鲜搅拌在胆怯里头。五味杂陈用来形容那种感觉，毫不为过。        

我在上海，就说着我是上海人，我爱上海；我就喜居住在上海。到了黄家冲，又说道：我不想离开四川，我想一辈子呆在四川咯！我要考川大哟。谁又知道我这“考川大”的豪情壮志里，掺了多少水分？我想他大概也一样吧。我从不觉得“见人说人话”是个贬义说法，这分明就是很多人在职场上摸爬滚打需要学会的圆滑。        

黄家冲的坡很大，开车都替车觉得费力。就像现在的我见到他一样，老觉得喘不过气。 我是受了他妈妈的拜托，她拜托我劝劝面前这个不想接着上学的男孩子。我以为是高三压力大，也没太在意。后来我妈带我去他家帮忙做活，我才知道这个男孩子口中的“不想上学”，也多少有些掺假。        

一个女人，去年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做些小本生意，就为了供一家老小的生活；他们家是做泡菜的，三个暗搓搓的蓝色铁皮房里，有三百多个比人还高的大土坛子；上千来个塑料桶码在一边，拼了命地到处揽单子；来了单子就全家老小跑去帮忙，站到坛子上舀泡菜、倒进塑料桶里，一个一个五十多斤的塑料桶就全都由她和她上了年岁的爸爸哧哧地搬。从卡车上搬到地上、从地上搬到卡车上，也许一个下午都只能干这么些活。       

黄家冲他家里的土坛子

可能一辈子都得和这些土坛子生活在一起。

泡椒的水辣得很，我摸了一下，皮肤一下子变得通红，就被他拉到一边不准再碰了；他和他妈妈两个人连手套都不戴，一把一把从过重的塑料桶里捞出来，放进缺斤少两的其他桶里。我问他为什么不戴手套，他竟告诉我这样子干活舒服一些。我再问他妈，她直说时间不够用，没有时间磨磨唧唧。       

他的妈妈徒手抓辣椒

戴个手套不过十秒钟的事情，怎么就成了磨磨唧唧呢。我差点和他吵起来，最后他赶我到坡子下面站着看，顺带扔了我一根泡菜，才这么堵了我的嘴。       

黄家冲向来容不得无所事事的人。我看得心有点痒，最后还是乖乖闭了嘴，上了坡去帮忙。我帮不上什么，只能动一动、拉拉袋子、推推桶子，不过如此了。我们在坡子上站了一个下午，从午后有点飘小雨到晚间天有点亮得晃。他们没人喊累，我这个袖手旁观的自然没有发言权。        

四川的天气湿冷湿冷，我老觉得膝盖痛；站它一个下午确实也很辛苦了。更别说他们要把手伸进灌满水的坛子里，再从坛子里伸进湿冷的空气里，再把塑料桶子拿去在冰冷的自来水下冲洗。就像是你穿了件本就没干透的潮湿寒冷的衣服，进淋浴房淋了场热水雨，就要顶着这身湿透了的衣服回到空气里这样的感觉。        

傍晚，我们去吃饭。四川的火锅，最好吃的不是牛羊肉，不是毛肚；是黄辣丁，也就是普通话里的小昂刺鱼。       

黄辣丁火锅

我和他趁着饭前去老街上随便走走，我问他：你真的不想上学了吗？他犹豫了一下，很快地点点头：不想上了。我再问：这样会让你们更轻松吗？他不说话了。我们沉默着并肩了很久，他忽然问我：如果是你，你上不上学？我几乎没有思考便脱口而出：上学。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子承父业辍学回家，你妈可以轻松个一些，未来你们还得一起苦；你选择学习深造走出农村，你妈也只辛苦这么两年，未来你的出路会多得多。       

他立即就反问我：如果每天晚上睡前，你妈妈都要用她通红粗糙的手摸摸你的额头，然后告诉你“学习要用功些，学费妈供得起”呢？ 我忽地沉默了。这一刹那涌上我心头的除了悲怆还有羞愧。我悲怆于一个女人独自打拼的艰辛和总接踵而至的苦难；我羞愧于我常常自诩“大道理我懂得很”，却又在事到临头做不到去宽慰一个其实和我差不多阶段的人。我沉默良久，他也就只字不发。后来我清了清嗓子，他却先我一步开口：如果你还想劝我，还是不要说了吧？我只能尴尬地说：我不劝你。        

他又问：上海有农村吗？我说：上海有农村的。他问：上海的农村和黄家冲有什么区别？我坦诚地说：上海的农村比黄家冲环境和条件都要好很多。他叹了口气：其实我知道上学有多重要，但我就是学不进去了。我思索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开口：你是觉得，对你来说，不是只有学习这一条出路，对吗？他点点头，带着些惊讶。        

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看看还早，于是往巷子更深处走：如果我现在学习是为了自己，我愿意去接受更好的教育；可我不是。我现在做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为了不要让我妈妈失望。我知道她有多不容易，我真的也很心疼她，所以我更加不敢让她失望。但就是因为我这种谨小慎微的想法，才更让我觉得学习没有意思。我只觉得很累。学习也累，回家了也累；面对老师同学也累，面对我妈也累。        

我沉默时红了眼眶。我可以想象到那种无奈和酸楚，即使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本来就敏感，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有时想象一下，就是经历过了。就像我写小说，我觉得我刻画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自己。或者说是，越是把我自己想象成那些角色，想象成我正亲历这些事情，我才越有灵感接下去写。        

小时候我写的作文不靠经历，全靠想象；但也每次都能被老师夸奖富有真情实感，我当时红着脸接受表扬，更多是为自己的不诚实羞愧。        

当然，也有很多确实经历过的事情，经历的过程让我刻骨铭心，于是反而写不出很轰轰烈烈的文字了。写文章还是随缘吧，大概。        

他打断了我的思绪：上海的农民一生只在种田吗？我说：有些人一生都在种田，有些人跳出了那口井，寻找到了别的出路。他说：四川小县城的农民，几乎百分之八十，一生都只从事种田。        

我妈是十四岁出的四川，她当时来到上海摸爬滚打、四海为家。她后来轻描淡写地向我叙述，她曾睡过人民公园的露天长椅，曾因为年纪小被打工地方的老板骗了钱，曾遇到劫匪恶棍，不得不去寻求从小拿来吓她到大的警察。什么都是第一次，所以没了退缩畏惧，也毫无退路可走。        

我小姨二十岁被我妈带出四川，去了上海做美甲。工作的大半年里有几乎一半的时间翘班出去玩，还有一半的时间迟到早退，最后被请回家。她回了四川，就不打算再出来了。我妈去劝她，她说：种田挺好的，乡坝头不愁吃不愁穿。        

因为有了退路，所以人才会无限纠结，又显得脆弱不堪。        

我点头：对。他接着说：可能这就是我的宿命。        

我从不相信宿命论，可我丝毫没有反驳他的力气了。我又点点头：你说得对。我放弃说服他什么，也不打算灌输他什么道理。他说：去年我说，要去上海读财经大学，是真的，我这么想过；但没有这么这么想。我说：我知道，我理解。他说：今年我说我不想上学，是真的，我也确实辍学了；但也没有这么这么不想。我说：我知道，我理解。他说：他们都不理解我，我也不奢求他们理解了。总之，我决定已经做好了。        

我说：我明白。        

他不再说话，我也就不说话了。我们走到死胡同，再转身往回走。他忽然拍了拍我的头：但你要好好上学啊。我竟也有些感伤：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了。他于是笑了，这一笑引得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是该哭还是该笑好。        

火锅桌上，大家都忙着吃鱼，没有什么人说话。后来还是我妈问了句：今晚去不去喝酒？他妈妈也就笑着摆摆她粗糙红肿的手：不去咯！——累了，回家洗洗睡觉咯。        

这一个“累”，说的人说出了多少辛酸，听的人也听进了多少心酸。        

晚上送他们回黄家冲，临走前他敲了敲玻璃，我摇下车窗，他看着我：等你高中毕业，我来上海找你玩。记得带我去财经大学看看！我点点头，朝他挥挥手：知道了，再见。        

摇下车窗就止不住地要哭，我妈惊讶得很。但她没有多问。        

离开了黄家冲，我的内心竟有万千不舍，但这不舍又极其难于表达。就像是吃了刚成了青色的果子，又或者是观赏用的橘子树上的橘子；涩得发慌。        

最后回头看了眼黄家冲，牌子上头的云层显得厚重得很；手机弹出一条消息，他说：等有空再来黄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