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民国时期),恩施地区留传着一段顺口溜:"建始城的女子,白杨坪的痞子,杉木坝的顶子,太阳河的银子。"原来建始城有条米水河,河水清澈富含多种元素,喝米水河水长大的女子皮肤特别细嫩光滑,人见人爱。白杨坪地处恩施城郊,那里的人少了些乡里人的朴实,多了些城里人的狡黠,形成了不土不洋的痞子习气。清朝后期,杉木坝的名门旺族尹家出现了父子都是进士的奇迹,有多人在官府中任职。太阳河有姓沈、姓刘、姓佘的三大财主,每家都是家财万贯,富得流油。
且说太阳河三大财主之首乃是沈家,当家人沈松儒、沈久儒兄弟。沈松儒早年曾留学日本,能文能武,曾在四川(今重庆)奉节县当过县长,后弃政从商,将恩施山区的生漆、桐油、药材、木材等土特产销往宜昌、武汉等地,很快便赚得盆满钵盈,富甲一方。沈久儒时任太阳河区公所区长一职,又兼任团总,手下有百多团丁,有权有势,是当时太阳河最显赫的人物之一。
1919年9月的一天,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打破了太阳河宁静的夜晚,这个婴儿就是后来将恩施搅得天翻地覆的沈德枢。因其出生在太阳河一个叫许家坡的地方,其父沈松儒遂给他取小名为沈许生。
沈德枢从小聪明过人,做事很有主见,在太阳河读了几年私墅,成绩很好,乡里的私墅先生已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1934年,沈德枢15岁,跟其爷爷做伴到宜昌做生意。这是沈德枢第一次走出山外,看到许多和自己同龄的人在中学读书,他萌生了在宜昌求学的打算。碰巧"私立旅宜四川中学"正在招生,沈德枢顺利考进这所中学。他爷爷也很开明,将他安置好叮咛一番后,才恋恋不舍地独自回家。
1937年,沈德枢初中毕业,顺利升入高中。这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沈德枢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中,散发传单,街头发表即兴演说,痛斥曰寇的滔天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这年底,在其老师,一名共产党员的介绍下,沈德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日军逼近武汉,恩施成为湖北的大后方,大批学校开始陆续迁往恩施。考虑到沈德枢是恩施本地人,社会关系多,上级遂决定派沈德枢回恩施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沈德枢改名为孙德枢。
沈徳枢的堂姐夫宋成全是恩施芭蕉区公所的人,通过他的引荐,沈德枢就任芭蕉小学教导主任一职。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沈德枢将同校教师张静娴、周慕仪秘密发展为地下党员。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沈德枢通过定期出墙报、演话剧、组织歌咏队、晨呼队等形式,将巴蕉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风生水起。
沈德枢还亲自作词创作了芭蕉小学的校歌,如今在芭蕉还有部分老人会唱。
"我们是贫寒人家的子弟,
我们的父母祖先都是种田人,
从小就受饥寒磨练,
磨练成铜骨钢筋铁罗汉,
更苦些生活吧,
也不求人哀怜,
我们是硬气汉,
刻苦学习自己干,
站起来!同学们!
同学们!站起来!
在这抗战的大时代,
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
沈德枢特别注重在校园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上课时,他给同学们讲平型关大捷,讲中共在敌后开展抗日根据地的故事,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受学生欢迎。同时沈徳枢还在学校办起了图书馆,把从宜昌带回的一百多本革命进步书籍放在里面,供学生阅读,为党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
这年寒假,只要是赶集日,沈德枢便亲自带领学校话剧团来到黄泥塘、朱砂溪、桅杆坪、大集场、白果坝等集镇进行抗曰救亡演出,当时的话剧主要有:《放下你的鞭子》、《中国不会亡》、《枪口对外》等。合唱独唱有:《黄河瑶》、《保卫大武汉》、《八百壮士》等。由于同学们表演认真,表情自然真实,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抗战热情。
沈德枢还在高年级学生和农民中秘密发展地下党员,据统计,当时芭蕉区共有15位共产党员,沈德枢任中共芭蕉特别支部书记。据《中共恩施简史》记载:"当时,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七区八县以恩施最有声势。恩施各区,则以芭蕉最有声势,最有影响。"
1939年2月,恩施工委将芭蕉特支书记沈德枢上调为咸丰区委书记,兼管宣恩两个支部。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宜昌成立湘鄂西区党委,钱瑛(著名女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国务院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任书记。她派组织部长王致中来恩施视查工作,成立了中共恩施中心县委,下辖恩施、建始、利川、宣恩党组织,沈德枢任宣传部长兼建始县委书记。
1939年夏天,中共建始县委宣传委员张多立被捕。建始县委书记沈德枢立即想方设法营救,后来通过国民党元老石瑛老先生的关系,张被释放。建始县地下党组织得以保全,后来全县党组织发展到170余人。
1940年元旦刚过,中共施巴特委书记马识途(即在恩施牺牲的刘惠馨烈土的丈夫,解放后著有《清江壮歌》一书,缅怀当时在恩施战斗过的战友。)通知沈德枢:"你被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马上去延安。钱瑛大姐在宜昌等你。"沈德枢将工作交接好后,回了一次太阳河,一是筹集路费,二是要出远门,估计今后回家的机会少了,需要同父母亲朋好友告个别。(恐怕连沈徳枢自己都没想到此时一别,即是永别,有生之年就再也没回过生他养他的故乡了。)后来沈徳枢风尘扑扑地赶到宜昌,在三联书店同上级接上了关系。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何功伟(此人后来曾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1941年在恩施方家坝英勇就义。)告诉沈德枢,钱瑛大姐等不及已走了,他要求沈德枢自已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去报到。于是沈德枢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重庆,终于和钱瑛取得了联系。但钱瑛告诉他,她还有事急需处理,暂时走不了,只能等开会时再去延安。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期间,因董必武董老北伐战争期间曾在恩施工作过,听说沈德枢来自恩施,特意找沈谈话,详细了解恩施中共地下党开展的工作及发展情况,并勉励沈德枢努力工作。最后董老还关切地询问沈德枢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沈德枢说自己在乡间患了恶性疟疾,时时发作,痛苦不堪。后来南方局代理书记博古特批给沈德枢8元法币,作为治疗费用。
在南方局钱瑛的安排下,沈德枢和刘长胜同志一道先乘长途汽车到宝鸡,然后从宝鸡坐火车到西安,最后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坐车到达延安。(刘长胜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红军长征后,由于电台损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后来是刘长胜携带着共产国际的密电码,从蒙古入境,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在陕北找到了党中央。毛主席曾称赞刘长胜"为党立了大功"。建国后他曾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这是后话,这里不表。)
沈德枢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到马列学院学习,并参加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听取了毛泽东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会后,遵照党的安排就任平绥铁路管理处秘书。平绥铁路是今北京到包头的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保护该铁路,1945年10月至1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指挥我军同来犯的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大军展开激战,史称绥远战役。最终我军取得大胜,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控制平绥铁路的企图。 1949年5月,湖北武汉解放后,沈德枢就任武汉军管会副处长,当时武汉刚解放,敌情复杂,百废待兴,为稳定武汉的局势,孙德枢做了大量的工作。广西解放后,沈德枢调任广西省委宣传部长一职。不久又调任国务院财办综合组,担任组长一职。当时的财办主任就是李先念副总理。沈德枢的工作主要就是为李先念起草讲话稿,给中央打报告,有时还代表李先念出席国务院的各种会议,实际上相当于李先念的秘书。沈德枢对文山会海不感兴趣,再加上财贸工作也不是他的专长,因此他多次向上级申请要求到地方工作。
1957年申请获得批准,沈徳枢终于回到湖北老家。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仁重在安排工作时说:"恩施地委书记刚调走,你就去恩施主持工作吧!"但孙德枢认为自已出身于恩施的大地主家庭,且家族中很多人都在解放初期被当作地主恶霸枪毙了,去恩施不利于开展工作。王仁重书记又要孙德枢去武汉大学当校长或书记,但孙徳枢自认为能力比不上前任校长徐懋庸(当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离职),再加上对教育不感兴趣,便婉拒了王书记的好意。由于当时没有合适的岗位,孙德枢只好屈尊就职于湖北省财贸部副部长。
1958年,黄石市市领导不幸病逝,孙徳枢以省委常委的身份就任黄石市市长,后来又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由于当时黄石市是湖北省唯一的一个省辖市,又是全省的重工业基地,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枢在黄石主政十几年,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地工作直至退休,为黄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3年8月30日,沈德枢老人不幸病逝,享年84岁。
后记:
笔者的爷爷解放前在太阳河集镇开药铺,与沈徳枢的叔叔沈久儒有亲戚关系(两人的老婆都是四川奉节邵家的女子),两家关系很好,走动得比较频繁。解放前夕,沈松儒(沈德枢之父)去世,爷爷就在礼房里帮了好几天忙。当时笔者父亲在邮局当差,曾给沈久儒送过一封信,这是沈德枢给其叔叔寄来的一封亲笔信。因不是外人,沈久儒曾让笔者父亲看过这封信。父亲至今还记得信的大致内容,首先是沈德枢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分析了当时全国的形势,最后建议其叔叔不要再为国民党做事(当时沈久儒是太阳河区长,团总),把家里的田统统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但沈久儒阅后只是摇了摇头,便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全国解放后,沈久儒因杀人太多,民愤极大,被当成地主恶霸的典型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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