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长时段”

《历史学宣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与过去许多历史学家写的小册子一样的事情：为历史学辩护。

最近几十年，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正如作者所说，现代大学中的学科，无论理工科还是社会学科，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而出现的。但是“人文教育的目的恰在于它的非工具性，即拷问理论与现实、提出问题并探寻解决思路，却不包括提出现实的目标或实施方案。”于是，历史学家们总是会被问到：历史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

虽然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批判这种功利的学科观，但是历史学家们还是必须回答这种质疑，为自己和历史这门学科赢得一席之地。而作者给出的答案其实也都不算新颖，那就是：以史为鉴。

1.“长时段”的死亡

《历史学宣言》全书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长时段”的时空观展开的。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论述史学自诞生以来就具备长时段的视角，在年鉴学派诞生后又正式提出了“长时段”的理论，从宏观的视角审视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是，就在“长时段”理论提出后不久，包括年鉴学派自身在内的史学家们却很快发生了转向。他们开始埋首于档案资料和各种狭小专业的领域中，书写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狭小。历史学家关心的，从人类、文明、国家等宏大的概念，转变为民族、个人、事件等更加狭小的话题。所谓的“宏大叙事”不知不觉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微观史”的研究。“长时段”刚刚出生就面临着死亡。

微观史为何盛行？作者认为，英语世界利用个案核查、反证“宏大叙事”的传统，历史学科专业化的需求，部分历史学家热衷从相邻学科借鉴理论，极端的政治诉求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宏大叙事往往会忽视历史中具体的个人，而活生生的个人恰恰是构成历史洪流的基础。

人们对历史的需求，不可否认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对故事的需要，而如果没有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又哪里来的故事？在宏大叙事的模式中，哪些生动的历史人物往往只是以一种类似提线木偶的样貌出现在历史学家的手中的——没有了具体的细节和生动的情感，只有脸谱化的动机、行为和结果。这是宏大叙事被近几十年的被批评、被逐渐抛弃的原因之一。

问题在于，被抛弃的宏大叙事真的一无是处吗？

2.复活的“长时段”

作者指出，随着历史学蜷缩进微观的领域，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逐渐取代了历史学家的地位，成为各国政要咨询政策的座上宾。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完全符合“专家治国”的理念，但是这些学科本身的缺点却也可能是今天全球治理中许多问题的源头。

例如经济学家，他们对历史的考察不是基于历史证据而是普世的模式——“将人的本质看作是静态的而不是历史的”。简单来说，就是经济学将自己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一个理想的模型“经济人”（又称“理性人”）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模型中，所有人在经济行为中都是绝对理性的——这或许符合资本主义对经济社会的塑造，但显然并不符合人类在漫长历史中所有时段的表现。别说是过去，即使是今天不也有“冲动消费”一说？即使是经济学家们自己也在对“经济人”的模型进行反思。

显然，这类学科由于相对比较年轻，他们固然有着更加专业化的优势，但是由于资料相对较少、理论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也有着许多的不足。作者指出，与经济学等新兴学科不同，有着悠久传统和丰富资料积累的历史学可以给当今的全球治理和许多全球问题提出许多更长期的建议。毕竟，过去的经验告诉人类，“洞悉联结过去与未来的链条，对我们如何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至关重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长时段”正在回归，但是“新的长时段是在具备多种选择的学术生态背景下萌生的”。“长时段“复活了，但绝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

新兴的“长时段”理论，不仅在资料的收集上借助信息时代新的大数据资源，在学科理论上也吸收了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在叙事方式上，新的“长时段”将此前微观史的研究纳入视野，实现微观史与宏观史的协同作业，弥补旧版“长时段”理论的不足。

“我们希望复兴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观叙事。”也就是说，新的长时段将吸收过去的长时段理论与已有的微观史研究成果，将两者结合，以小见大的叙述历史的演变，并为现实提供借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复兴的“长时段”天生就带有对现实的关注与介入。

3.现实的关注与介入

历史学对现实的关注同样也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无论是我国古代的“鉴往事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还是西方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表明历史学家在考察和书写历史时往往会带着对现实的关注。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观点总要通过他们的著作进行表达，并最终影响世人对历史的看法，因此历史学家“讲述历史的方式直接影响到当今时代对其潜能的认知，因此乃是对世界未来的一种干预”。

正如此前作者所说，历史学家的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与介入一度被其他社会科学同行，尤其是经济学家所取代了。但是随着长时段的复兴，这种关注与介入也将自然而然的复兴。而这种复兴也像“长时段”的复兴一样，是对过去的一种螺旋式上升。

以中国为例，我国的史学一直有着“以史为鉴”的传统，但是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我国史学的弊端在于只关注帝王将相，二十四史成为帝王家史。直到今天，批评史学为“为统治者提供经验”的声音依旧存在。史学家想要在今天立足，想要回应“历史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就不仅要通过长时段的考察为现实提供经验和借鉴，更要注意回应“时代的挑战”。

“治史者理应大胆的书写和传播通俗易懂的历史叙事，把最新的有关政治史、经济史和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凝练成广大读者能够接受的文字”。在内容上更关注大众关注的问题，在资料更加开放、更容易阅读，在表现形式上更多的使用图表等通俗易懂的工具呈现研究成果。

这一切都表明，史学的“公众转向”，是除了“长时段”和现实关注以外的另一个特点。

4.新兴的公众转向

“历史学应该是一门富于批判性的抱持公共使命的人文学科”。在民智逐渐开启的今天，自梁启超先生以来的新史学传统更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历史学不应该仅仅“资鉴统治者如何行使权力，规范为臣下者如何举荐”，更应该“帮助人们认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为广大民众提供一个识今通未的大的坐标”。

在民主成为潮流的今天，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对政治的参与自然也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递成本进一步下降，社交网络的兴起更使得网络不仅成为公众交流观点的平台，而是许多公众性事件的发源地。这一点在2017年的我国多次得到了验证（比较近的有三种颜色，摔狗案等）。

当公众对这些事件逐渐由义愤转入反思阶段后，学者们自然需要回答他们的疑惑：这类问题为什么会在我们的社会发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或许会把目光投注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身上，但《历史学宣言》的作者们认为：历史学家同样应该参与到讨论之中，因为“无论专业史学家是否愿意加入这种公共话语的讨论，公共话语都不能缺失长时段的历史未来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历史学的挑战是既保持专业化带来的明显优势，又不忘恢复其原有的公共使命，要赋予批判性，而不总是对既成的结论点头称是”。

以史为鉴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历史学宣言》却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作者对“历史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回答，那就是“通过长时段的考察，回应公众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给人类更长远的视野，而不被眼下的利益迷惑。”只有这样，历史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仲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