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威
我出生在一个满族小知识分子家庭。祖辈世代是农民，爷爷年轻时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累病而死。爷爷只有父亲这一个孩子，奶奶辛苦拉扯，用心教育，加上父亲非常努力，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考上了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并与我母亲成了家，生下我们姊妹四个，终于使我们变成了城里人。
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就是爱读书。因为父亲爱文学，爱读书，所以影响到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那时候，家庭虽然非常困难，我们全家七口人，除了赡养奶奶外，四个孩子都要上学，都要穿衣吃饭，但是只要见到我喜欢的书，父亲总是会省出他微薄的工资为我买来。记忆中第一次出远门，是父亲出差开会领着我。开会结束后，他就陪着年幼的我去新华书店，买我喜欢看的书。那时候家里还订阅了几种文学杂志，每有杂志新来，因为母亲也要抢看，争执不下，父亲只好给母亲读，通过读，父亲也能第一时间享受看文章的乐趣，可谓两全其美。我当时还不识字，但就是通过父亲的“读”，使我也尽早地开阔视野，知书明理，并尽早地告别儿童读图时代，沉浸在日后阅读大书的广博天地里。
父亲为人善良，我从他身上学到最大的品质，就是做事善良，待人真诚，不遵循世俗的趋利避害原则，对“高于其上”和“低于其下”的人平等相待，不会前恭后踞。他可以跟县长因为不公平摊派收费的事情拍桌子，也可以对普通百姓嘘寒问暖。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年，一个父亲不认识的农民有事，经过百般打听，来家里找父亲求帮忙，父亲也不认识他，但是听说这事情是极愁苦又极需要得到帮助的，父亲就请人吃饭，托人帮他解决了困难。后来父亲都忘了这事，可是快过年时，那个农民走了几十里山路，给父亲送来自家杀猪时的一条猪腿。父亲当时都不记得他了，还是那个农民对父亲回忆，父亲才想起是怎么回事。猪腿被父亲百般推脱，不要不行，没办法，父亲让哥哥送他去车站，给他买了回程车票，又塞给他三十块钱。这些事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育了我。
我的母亲，严格来说，她没有多少文化。她早年当工人，是一个极勤劳和手巧的女性。因为当时家庭确实太困难，仅凭两人的微薄工资根本养过不了大家庭(我记得我读初中二年级之前没穿过新衣服，十五岁之前没吃过西瓜)，所以母亲学会了缝纫机活，在家里还没有钱买来一台收音机之前，就拼了血本借钱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母亲每天下班之后，靠着无数个夜晚，给人家缝衣服和制作鞋垫来换取微薄零用。有一年，父亲的一位王姓同事和好友来我家谈事，正赶上我们全家吃饭，他是吃完了饭来我家的，默默地坐在那里看我们吃饭，半天不吭声。父亲问，你怎么不说话？对方犹豫着，看了一眼我们吃饭的饭桌，打趣说，于局长，我来过你家多少年了，你家饭桌上竟然十多年，除了咸萝卜条，再没有别的菜。我当时羞得不行，可是记得父亲当时哈哈大笑，自嘲了事。
因为知道母亲极节俭，连新鲜蔬菜都不舍得买，又因为她的所有业余时间，是非常喜欢缝纫等女红手艺，所以直接导致了我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有一年，我外出读书，开学伊始，我竟然发现每个人的单独宿舍里，竟然给发了两条崭新的床单。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奢侈的事啊。因为即便换洗，利用周末时间，一条床单，一个白天怎么也会晾干的，完全用不着给两条新床单。再说，既然发给了我们，那就是给我们的，即使我给两床床单都用坏了，不也没什么说的么？我当时想，啊，这如果我拿回家，给母亲看，告诉母亲这多余的一条新床单，完全可以自己家用，母亲该有多意外和高兴啊！于是下一次利用放假回家，我就将这条床单放在背包里，拿回了家。我把它拿给母亲看，我说，多漂亮啊。母亲问我这是哪来的？我骄傲地说明了原委。母亲当时就黑了脸，很严肃地说，你出去学习，是学习正道，另外要感恩接纳你的学校，即使你认为这床单是多余，也不能做这样的事。你返校时赶紧给我拿回去。
我当时非常意外，因为按母亲节俭的心理，我以为她会非常高兴才是啊。接着我又非常惭愧，觉得母亲终究是我的母亲，她不以短暂和一时小利而怂恿我人格有损，这才是她做为母亲之所以愿意为子女付出辛劳的意义之所在啊。于是返校时，我赶紧将那条床单带回了学校，把它恭敬地存放在原有的宿舍柜子里。
我是在高中时期，矢志走上文学道路。那时候开始发表了一些习作。父母亲为了鼓励我，核计着设立了一个家庭文学奖。规定在市级、省级和国家级报刊发表作品，分别给予二十到一百元不同奖励，这些奖励我都用来购书和学习了。要知道，那时候外界还很少设立所谓标准化和正规化文学奖，可是我的父母亲为了鼓励我多读书，多写作，多提高文化修养，在自己家里就能做此决定，而且陪伴我许多年，是多么不易。
现在，我的父母亲都先后离开这个世界了，有时候我想想，他们一生勤俭，忙于持家和工作，似乎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遗产，但是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普通心性和品格：善良，正直，勤劳，鼓励和优待读书与文化，教会我们四个子女怎样成才和做人，这个家风，就是最大的遗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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