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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历史散文具有悠久的传统，就现存的文献记载，记言散文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前，但是毕竟年代久远，经过后世的改易，并不一定都是原貌了。
记事的散文只能追溯到殷墟卜辞，但是也未必可以代表殷代记事散文的最高水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杰出的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记言，还是记事，无不是将某些人物的活动集中地加以记载。比如《国语》喜欢在连载的文章中把人物的言论记载下来。《左传》在记事上，在叙述方法上尽量在某一阶段的记事中，比较完整地体现一个人物的历史活动。
后来的《晏子春秋》、《穆天子传》就有了专门记载单个人物的传记，还出现了记载战国策士人物的专书，如《国策》等。到了汉代汉武帝时期，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那就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是我国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又称史迁，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他是“史官世家”之后，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曾在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立志要写一部“明世”的史书。
司马谈学问修养深厚，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他对诸子百家学说有着深入的研究，曾著有《论六家要旨》，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他包容兼收，并全面肯定地赞扬道家，因此，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
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汉武帝封禅大典那一年，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他因未能参加封禅大典而遗憾，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夷而返，司马谈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就这样，司马谈不仅把编修通史的遗愿托付给了儿子，而且留下了诸多的史料与设想，这也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原因，子承父志。
读万卷书的司马迁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与农夫和牧童为伴，在帮助家人做些劳动之时，也饱览了故乡山河名胜，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故事和传说，“年十岁则通古文”，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是乡土文化熏陶和培育了他的灵秀之气。
司马迁随父迁居到长安之后，他曾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有着很深的影响。
行万里路的司马迁
除了饱读诗书之外，司马迁还有丰富的漫游经历。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应该是司马迁的第一次漫游。
以后，司马迁升为郎中，一度奉使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视察和安抚少数民族地区，这应该是司马迁的第二次漫游。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率百官封泰山而禅梁父，司马迁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并且东巡海上，自碣石至辽西，历北边而返，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应该是司马迁的第三次漫游。
他的这些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再加上他有意识地访学问道和深入探讨，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对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体验。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文风。
子承父业的司马迁
元封三年，司马迁继承父业，任为太史令。从而获得饱览皇家藏书，包括史册、图籍和档案，整理历史资料，更有机会进行全面研究。其后，他又做到中书令，可以得见群臣奏书，得知朝廷内外所有事情，就《史记》来看，他的博学多闻，更胜于他的父亲。
可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经过了几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与星学家提出改革秦历，订《太阳历》（即沿用至今的夏历），得到汉武帝的支持。
之后，司马迁便着手从事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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