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我却还可以感觉到他在人们面前吃饭、睡觉、工作，但我却不确定。可他很早就失踪了，没人承认而已，正如他存在时没人知道。
他当初最爱吃的口香糖还是薄荷味的绿箭，每次嚼两块，总先递给我一块，可事实上我喜欢吃清止，现在就嚼着一块薄荷味的，因为薄荷味的口香糖那个好吃我们还打过一架，次次都是我先扇他巴掌，隔几天他觉着吃了亏再过来怼我几拳，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结果，无疾而终，就像这回他消失一样，谁也想不起来开始动手或念头的原因与理由，记不起也就失去了意义，要是现在还能再打一架，肯定赢得人会是我，因为他早已不吃绿箭，可他已经失踪了，从很早之前开始。
他叫张一，我在他租的阁楼里坐过一会儿。推门入眼的是一把装上钢珠的气枪，这让我想到它会从胸腔高速射入。桌上还放着咬了一口的青苹果，梁上还有一根拇指粗的尼龙绳，这都又让我联想到他也许已经不在了，成了虚无。只是现场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或许他早就想好了，很干脆，符合他的作风。
前一天早上我被人通知去收拾一下他的物品，作为他在这座城市里的唯一朋友，我拿到了认为他留下的唯一有价值的一物品:一幅画。那画上的中央靠上是一架机头有片红的飞机，迎面的是一只半赤裸的鸟(赤裸指没毛)，上面是浓密的黑云，若不是露出的那一丝金黄色阳光，恐怕会让人以为那是黑夜，下面则是一群低着头的人，黑压压的一片跟天空很相映，或许有抬头的，但人太多，我没看到。
我从那个小屋出来回另一个没多大区别的小屋时外面下起了雨，瓢泼大雨，路上有伞没伞的都在奔跑，要是他现在看到眼前的景象，一定会嚼着绿箭说一句“没有光的人该如何奔跑，去拥抱？”他说话永远这样故作。
我躺在床上，画被随手扔在了一旁，看着墙角有蘑菇顶出，耳边充斥着室友为了直播的呐喊声，一个躺在床上动着手指，一个睡着觉，外面黑色的雨伞几乎占了全部，这不到六十平米的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大小刚好的床铺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棺材，脚边的书桌就是墓碑。我躺在床上，试图去感受张一躺在棺材里的感觉，可我为什么会这样想？我想我应该说我妄图去感受张一躺在棺材里的感觉，因为我突然觉着他早就死了，以此来逃避着这个世界。现在，阳光从云层深处洒了进来，可我高兴不起来，我昏昏欲睡。
到我醒来，静悄悄的，脑子很懵，看着房间里的光一点点变弱，一点点的被抽离出去，我觉得现在应该做点什么，我伸手摸索良久终得到一粒口香糖，继续探索却无果，只好含在嘴里挣扎的爬起来去拿泡面，等准备好一切后却发现小屋的饮水机坏了，满地的可乐瓶提醒着我它坏了有多长时间我就喝了有多长时间的可乐，每次喝可乐前吃两块薄荷味的口香糖，现在最后一块口香糖我吃完了，可乐瓶里也被烟蒂塞的满满，那么它是多会坏了？我记不起来，一天24个小时，1440分，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我只有黑夜白天的概念，那么它在哪晚或哪个白天坏的？我也记不起来，记不起张一是多会离开的，离开方式好像是从楼上跳下去的，从五楼，不算高，不会飞起来。
我高兴不起来，我要吃泡面。饮水机坏了好几次，我知道原因，每次都是因为电阻丝被烧断。惯性促使我给维修人员打了个电话，意外的是一个女人接起电话。我知道她，声音熟悉，她抽噎的告诉我手机的主人在维修过程中中了电飞出十米外，不过我估计不止十米，起码会飞一分钟。我开灯也无果，因为卫生差屋子被断了电，没办法，我只好口含手电筒修了起来，还是电阻丝被烧断，就在我拿起线准备接新的时电来了，像是被计划好的，我哆嗦着感受着隐隐兴奋着，如同在人身上攀登高峰而痉挛，直听到门被打开，我幸运的被学完马克思的室友用《资本论》救了下来。最后我哆嗦着吃完泡面，我还是高兴不起来，我想起了那个被电死的维修人员，他死的时候一定很痛苦，不如张一房间里摆设的那些来的干脆，张一他害怕麻烦与痛苦，这种害怕让人发笑。
真正确定维修工死讯还是我从报告栏看到的《缅怀维修》一文，文笔很差，语句前后不搭的跟傻逼一样，还不如我去写，虽然我也是个傻逼，在于傻逼到没搞懂那上面是怎么从维修这事扯到建设社会主义上的。被电死的维修人员我认识，还是在校生，学校很葛朗台，只雇了他一个人，干了三年，没想到最后一年翻了车。
我被电了，我班导骂我是个傻逼，但她很人性化，她不想最后一年出了事，就催促着我去检查。被电打了留有手抖的后遗症，我想我应该去医院检查。去医院治疗时我碰到了接我电话的那个女人，她是维修工的女朋友，我说节哀，她拿着锦旗哭着说:他死了，跟活着没区别，我被学校要求继承起他的工作，我还活着，跟死了没区别。说着刷的一下抖落开锦旗，那上面写着: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
我很同情她，我知道她，她是我原来英语班的班长，在我眼里长得很漂亮，在校内她还放养了一只猫，叫鲸鱼。说实话，我认为她当不了一个好维修工的，她英语很好，画画很强，政治学的很深，但这些都跟维修不搭边，可她也能当一个维修工，只因她还活着。
“你来这里干什么？”她抽泣的问我。
我说:我班导说我是一个傻逼，而且我还被电打了，你瞧，我的手颤抖不已。
她说:维修工也是被电打了，可为什么你还活着？突然猛的死拽住我的衬衫，衬衫立马沾满了水彩，她像是半路从画室出来。
我说:那得看医生怎么说了！
她说:好，我等你。
我看着她，突然很高兴。
我还活着，维修工却死了，张一也消失了，这事我又想了好久才想起来，若不是她，我可能永远也想不起来，那么张一为什么要消失？嗯？他不是要当大画家吗，也许是纵欲过度暴毙而亡，他是数学学的很好，但这跟画画不搭边，他怎么可以画画！我想不通，谁也没想通。虽然他消失了，但我们不知道，很早之前就是这样，那这个女孩呢？
我又开心不起来，医生给我的检查报告上写着:此人智力低下，有危险倾向，建议入院治疗。
因为这份报告，我很难开心起来，它就如同个无形的烙印一样，甚至比烙印还可怕。她抢过那份报告看了很长时间，标点符号都没放过。她说:凭借这份报告你以后也不用来学校了，你原来真是个傻逼。听起来她的语调有些惆怅，她说我以后不用来学校了，听完她的说法我又很高兴，我终于可以比张一早一步毕业。她又说:没有毕业证、学位证，跟废人一样。我又高兴不起来。
我正准备离开，她叫住了我。她说:我不想当维修工。
我说:我也不想当傻逼。
“那我们联手吧！”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假装满脸兴奋的说道。
我满脸疑问，她说:我们组成乐队，我肯定当不好一个维修工，你也肯定当不好一个傻逼，我们要唱什么？摇滚？金属？朋克？嘻哈？你说。
我踱步走到她面前，她看着我发抖的手兴奋的说:你不要这么兴奋好嘛。
我腹诽着，更加确定她当不好一个维修工，尤其是电力这方面，她永远会忘记蓝线接到那里，后果便是总所周知。
我的检查报告不知怎么就搞成全校皆知，言论自由让校长亲自接见了我，还笑眯眯地向我提出了休学的建议。他说我们不能毁掉一个天才。总所周知，天才跟疯子一线之隔，但我拒绝了他，她说过我没有毕业证、学位证就是一个废人。这一句没合他的心，校长瞬间变戏法一样脸拉成了驴样，将我轰了出去。我开始天天被班主任嘘寒问暖，但我不同意，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最后学校下了通牒，警告我:若不走便永远及不了格，挂的科多就开除，还会被人排斥，为了什么呢？告诫我要审时度势，又说良禽折木而息，又不是非得是和尚才能撞钟。我说和尚会金钟罩，我会解高等数学里的一切。但他还是相信了医生的报告，拿我当成了傻逼，还好我录了音，因为我脑海里有个小人在说这样就能证明一些，一些你不是个真傻逼。可我实在搞不懂，这些人怎么都是这样，宁愿相信那些书面也不去真正的了解一个人或事实。
她说:要是你，你会真正的了解一个人？还是先相信书面报告。
我说:书面报告。
她说:你看，都一样，纵然已经知道也不会去做，麻烦总是不断但却可以避免、减少它出现的次数。
她不愧是班长，说的又腻歪又有理。
没几天，她终于成了学校新的维修工，我也终于屈服在了她的脸蛋中胸脯上与偷窥裙子下的欲望中，我们成立了乐队，一支什么都唱的乐队。她很轻松的放下了她的画笔，融入到了维修工与灵魂歌者的身份，乐队没有名字，只有她喊出的口号:活着不需要意义。
“活着不需要意义。”她向我激动的说出这句话后我高兴不起来，怎么会没有意义？反过来那是不死去就有了意义？死去有了意义那张一产生了什么意义？我没找到，那他是否就没死，他没死，但我找不到他了。
我们找不到演出，赚不到钱，总所周知做乐队是需要钱的，而且她想搞一场演唱会来纪念，可我们没钱，我两商量了好久，商量的结果就是我们真他妈穷。她又一个人想了好久，想的挣扎，想的痛苦，她跟我说有两种方法来钱快:
1.抢银行
2.她当小姐。
可这他妈算那门子方法，我是假傻逼，她是真傻逼。
她提出那两个方法时很平静的说出，仿佛事不关己，这像极了张一。
我抽了她几巴掌，“不玩了，不玩了，我们不玩乐队了。”我不住的抽泣，“我立马就告诉别人你真真实实的是一个傻逼，傻逼当不了维修工，我可以成为维修工，你快滚！快滚吧！”
她说:不行，维修工死了，被电死了，没人会记得他，你也代替不了他，你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是，也都是傻逼。
她应该拿起画笔的，她不应该当维修工甚至小姐的，就像张一，他应该拿起画笔的，拿起数学的，他想飞就飞，想怎样都可以，只是不该逃避摆在他面前的一切，他没带来一点意义，生活本就是一场黑色荒诞剧。
她说:拿画笔的我是原来的我，回不去了，人不能一直陷在回忆里，那本身就是一种回忆，不现实。
我看着她离去，之后一个人在寝室呆了很长时间，还是拿着录音找到了校长，我要求他给我一演出费用，并占用学校的音乐喷泉。他说还有呢？我说做完这些我就告诉全校我是傻逼，我有暴力倾向，我自动退学并且你得将她辞退了，不去当那傻逼的维修工。他慢悠悠的汲着水，顿了顿说:这个问题不成问题，快滚！
我有了钱，我找到了她，她也兴奋的向我跑来，我们同时说出:我有钱了，可以支撑乐队了。
我怔了一下，身体僵硬致录音机从手中掉落下来，她竟哭了起来，她说你真的成为傻逼了。
我问:那只猫为什么叫鲸鱼？
她说:那只猫来过我的梦里，告诉我它想吃鲸鱼。
我说:演出完你就拿起画笔，你不要当维修工。
见她没有反应，我便双手护住她的头，机械的让她点了点头。我听着树叶的沙沙声，似乎里面还夹杂着画笔笔尖浸粘颜料那吸附声。
她伸出手臂怼了我一拳，很痛，真的很痛，还持久。
有了校长的加持，演出人山人海，她嘶吼的很完美，人群躁动，等我想唱时，人们大喊“傻逼！傻逼！傻逼！”有人扔起了石子，像极了他们打学校那瘸狗一样，阳光下喂它火腿肠，阴暗处琢磨着怎么蹂躏它。
我的额头被打破，血遮住了半边脸，我还是唱了起来。
我唱的时候就在想张一为什么消失呢？是否是被这样子给砸死的。
演出完了，台下我见她接了一个电话后就再也没见到她。我要履行诺言，寝室的饮水机又坏了，但我得见见她，我想告诉她，活着有意义。我拨通了维修电话，电话那头说她是医生，这个人维修电路的时候中电而亡，要是家属或则朋友的话就过来。我问:她飞出几米？
医生说:应该飞起来了。
我之后收到了一条短信，她说她给我画了一幅画，就在演出当晚。
我想起来了那副画，但我找不到它了，我丢到那里了，我翻乱了一切也没找到，学习完马克思的室友向我寻问完找什么后就从房顶取了下来，发皱的画上看不出画了什么，只有黄色、灰色、黑色等颜色混合在一起。
室友说:无人告别，无人妥协，保重。
我还在学校，我成了维修工，也成了傻逼，我的毕业证上即将写着张一。
我还嚼着口香糖，昏昏欲睡，记不起的事有一堆，记不起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我额头的伤已经完全结痂，我又将结成的痂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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