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授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尤其在农村，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吉婶儿好不容易养了一个儿子，最后却老无所依。
-01-
年上又回了一趟老家。这是我每年的必修课，在外工作无论多忙，寒暑假都一定要回去一趟，也没什么重要的事，主要是看望一下父母。我们兄妹三个人，我和弟弟都在外地工作，妹妹也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身边。父母的年龄一天天都大了，母亲的眼神又不好，中间还去医院做过一次手术。两个老人单独在家里，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心中总有一些不安。好在我的工作假期时间比较长，正好可以回去。
从镇子上下车后，走二十多里路就到村口了。这几年村子变化很大，添了许多新房子，都是两层的楼房，村里的水泥路上小汽车来来回回地奔跑，反倒是我徒步进村，没有丝毫衣锦还乡的味道，显得有些寒酸。在路过村东的一片菜地时，一个老人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站在菜园子里，见我走过来，用嘶哑地声音说：“这不是周家老大嘛，回来看你爸你妈？”我一愣，看她半天没认出来。“咋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吉婶儿呀”我仔细看了看，确实是吉婶儿，那个曾经嗓门大，办事风风火火的女人。几年没见，她居然比以前老多了，眼睛略显浮肿，满脸的皱纹，头发几乎全白了，身上穿着一件灰格子上衣，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洗，上面一坨坨印子，尤其是胸前，那明显是吃饭时把汤洒在上面了。
“吉婶儿，是您那，我还没认出来”
“没认出来就对喽”她向前走了两步，想靠近我。“我都跟鬼一样，谁认得出来？”
“吉婶儿您别这么说，身体健康就是好事。”看她腿脚不灵便，还想往前挪，真担心一不小心摔倒。“吉婶儿，我赶着回去看我爸妈，就不和您说了。您自己慢点。”说完我就匆忙离开了，背后传来吉婶儿嘟嘟囔囔的声音：“人家的儿子就是好，我这什么命呀！”
到家后，我将路上遇到吉婶儿的事告诉了母亲，问道：“吉婶儿好几个孩子，衣服脏了咋没人给洗一下？”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你吉婶儿一辈子心疼儿子，结果儿子长大后不争气，女子又嫌弃她，很少回来，谁给她洗？你看她现在成啥样子了。"母亲的一番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02-
吉婶儿不姓吉，吉是她男人的姓。听母亲说，她刚嫁到村里的时候，白白胖胖，五大三粗。村里人都以为吉叔娶了一个只会吃白饭，不会干活的赔钱货。没想，结婚没几天，这个赔钱货从茅坑里舀出一担尿水，肩膀一挑，进菜园子里浇地。路过的人见后，开玩笑说：
“新媳妇这么快就下地了！”
“才来几天你就干这活？”
吉婶儿也不生气，一边把瓢伸进桶里，舀出一瓢屎尿混合体，一边说：“都是自己家里的活，不干咋行？”除了担粪施肥，家里打扫卫生，轧草喂猪，洗衣做饭，吉婶儿样样都能做得来。不到一个月，村里很多老人开始啧啧称赞：“瞧人家这媳妇真能干！”，村里很多小伙子更是羡慕吉婶儿人长得好看，干活也不赖。据说爷爷当年也想按吉婶儿的样子给父亲找个对象，无奈农村地里这些活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干好的，更何况是女人。
半年后，吉婶儿怀孕了。由于是头胎，家里人都很紧张。吉叔父母去世的早，家里没人照顾，就把丈母娘叫过来，屋里屋外所有的活更是全包了，不让吉婶儿插一点儿手。刚开始吉婶儿见他忙来忙去很幸苦，就搭把手，撕个玉米棒子，送个肥料，后来肚子一天天大了，只能在房前屋后转悠。尽管如此，一看见吉婶儿在菜园子里拔菜，或在门前院子里等他回来，吉叔冲她嚷嚷：“不在家里养胎，瞎转悠啥？”
十个月后，孩子出生了，是个丫头。虽然不是儿子，但毕竟是第一个孩子，村里头胎生女孩，二胎生男孩的人也不在少数，最差的情况第三胎会添个小子。吉叔很高兴，孩子满月那天，在村里大办酒席，请全村人去吃饭。那次父亲也去了，他刚结婚不久，在他的婚礼上吉婶儿虽然来不了，但吉叔来了，而且随的份子数目还不少，礼尚往来，吉叔女儿满月酒父亲自然一定要去喝。转眼到了孩子周岁，吉叔又要宴请乡亲。那时候家家户户又不富裕，给孩子过满月，过岁一般都只过其中一个，一方面是办酒席要钱，另一方面乡亲们口袋里就那点银子，两次份子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可是吉叔高兴呀，就要把两样都过，这一次，去的人比较少，只有平时和他们两口关系特别近的几个人，其中就有父亲。为这事，母亲还抱怨过他，但拗不过父亲那头犟驴。一年以后，我也出生了，尽管是个男孩，父母只给我过了满月，没有过岁。
大概在我两岁的时候，吉婶儿的肚子又大了起来。由于大丫是个女儿，这次吉叔迫切地想要一个儿子，那样他就儿女双全了，既有人给他传宗接代，到老又有人养活，姑娘还可以不时回来把他看往一下。因此，自从怀上老二，吉婶儿就成了家里重点保护对象，每顿饭都是吉叔在家亲自做。别看他一个大男人平时大手大脚，在这件事却很上心，炖鸡汤，熬猪蹄每一样竟都无师自通。有次母亲去吉婶儿家，见吉叔端着一碗煮好的骨头汤，小心翼翼地捧到吉婶儿面前，那个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回来后，她还数落父亲啥都不会干，连买个肉，宰个鸡都舍不得。不过，吉叔和大丫两个人要么吃吉婶儿剩下的，要么凑活吃一顿。大人还能挺住，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经常吃了饭，在外面逛一圈，回来又饿了。吉叔又要忙地里的活，没时间管大丫，她饿得直哭。邻居们见娃哭得可怜，就把给自己孩子买的零食分大丫一点，或者把家里的饭端给她一碗，有时候干脆喊到家里来吃。不料，吉婶儿知道后大骂吉叔不心疼闺女，让这么小的娃饥一顿饱一顿，连邻居们都瞧不起。被骂的吉叔连个屁都不敢放。
十月怀胎后，老二出世了，又是个丫头。吉叔心里自然不高兴，甭说给孩子过周岁，连满月酒都没请大家喝。村里人听说他又添了一个孩子，想说句恭喜的话，见吉叔拉着脸，心里不痛快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吉婶儿在月子里，吉叔虽然也会上街买猪蹄回来炖，但不是盐放得太多，没法吃，就是忘了搁，汤太淡。为这，夫妻俩没少吵架，三天两头就听见鸡飞狗跳的声音和大丫在一旁哇哇大哭声。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就去劝他们。
“自从老二出世后，你看他都什么态度？”吉婶儿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抹着眼泪，曾经那么要强的一个女人此刻也忍不住了。
“手掌手背都是肉，男娃女娃都是自己亲生的嘛。”母亲对吉叔说，“不要为难自己媳妇。”
吉叔坐在椅子上，双臂的关节撑着膝盖，双手抱着头，愤愤地说：“哪能一样吗？一样的话把你家老大拿来换。”
母亲听后，竟无话可说，此后，再也不去劝了。
二丫刚满月，吉婶儿实在受不住吉叔做的饭，就自己动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洗衣，喂猪，带孩子样样都干，不时还要和吉叔一块儿下地。而吉叔回到家双手一摊，啥都不干，东家坐坐喝杯茶，西家溜溜抽支烟。他一来我家，母亲就很反感，茶不给倒，烟不给发，有时候，怕父亲抹不开面子，悄悄将烟和茶藏起来，几次之后，他也知趣地不来了。
二丫一岁的时候，母亲又一次怀孕，不久就生下了弟弟，那时母亲还希望弟弟是个女孩就好了。尽管如此，父亲照例请了乡亲来喝孩子的满月酒，当然也请了吉叔。这次他的份子钱却是所有人中最少的，酒喝了一半就推说家中有事提前走了。事后，母亲对父亲说：“这人咋这样一点规矩都没有？”
父亲淡淡地说：“他没有父母，养两个娃也不容易，咱得理解。”
不过不久，听村里人说吉叔经常和吉婶儿吵架，骂吉婶儿连老周家都不如，人家一生一个带把儿的，你一生一个光葫芦。父亲知道后就很少和他来往，也不允许我去他家找大丫玩。
-03-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这二十年间正是国家计划生育进行地如火如荼的时候，那时在农村一对夫妇最多只让生三孩子。当计划生育的风吹到我们村，妹妹已经出生了。父母两儿一女很是满意，村干部领着镇上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到村里来做工作，要求父母去做节育手术，他们没有犹豫就去了。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派人跟着，生怕我们跑了。
此时，吉婶儿吉叔早已经不在家了，听说他们在城里租了个房子，一个人在外打工，另一个在家专门生孩子。大丫和二丫，一个留在她姥姥家，一个寄养在她姨家。而在这之前，吉婶儿又生了一个女儿，刚满月就被吉叔抱去送人了，吉婶儿因此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镇上的人来了好几次找不到吉叔吉婶儿两口子，就把他们家门撬开，将所有的家具搬出来，放在院子里放火烧。村里的人都过来围观，纷纷指责这些人。村干部却对大家说：“计划生育是国家政策，违反政策就是违法。大家伙不要帮别人干违法的事。”同族的吉姓老人心中不忍，从中拉出几件没烧着的家具，说这是吉婶儿借他们家的，现在要拿回去，不算违法，好歹抢救了几件，但大部分都被烧了。
第二天，这个村干部跑进城里找到吉婶儿和吉叔，说昨天晚上计划生育的要烧他们家的东西，他从中抢了几件没让烧，现在要罚款，要不然连房子也推了。“多少钱？”吉叔问。“两百块。”吉叔默默地从口袋里摸出两百元递给他。这样的事情或者发生在计划生育的人刚走之后，或者发生在学生开学的时候，——那个村干部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后来吉叔好像听到了什么，村干部再来，不但没给钱，还和他吵了一家，吉婶儿更是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不久，镇上的人就找到他们的出租屋，把他们从城里直接带到医院做了手术。
按说这样一来，吉婶儿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也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但是他们并没有回来，相反他们去了省城。
又过了一年多，他们回来了，吉婶儿怀里还抱着个孩子，听说是个男孩。在村头，吉叔遇见熟人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给发烟，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大家都很奇怪，这做过手术的人还能再怀上。
“不会是领养别人的吧？”母亲说。
“不是，你没看糖果家，领的娃最后人家又要回去，还不是给别人养的”父亲回答道。
“那是他们就没做手术?”
“也不会。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人家去了一趟西安，谁知道又做了啥手术？”父亲如是说。
总之，吉叔终于如愿以偿有了个男娃，而且是亲生的。
村里人谈论着孩子的来历，又为吉婶儿强大的生育能力啧啧称奇，见了面不免要说一番玩笑话。
“哎呀，厂里（吉叔的名字），现在随心了，啥时候能喝上孩子的满月酒呀？”
吉叔笑而不语，这么多年，他也逐渐学会了低调，况且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
-04-
我第一次见到吉叔的儿子时，正在上初一。暑假里没事，在村里闲逛，看见一个又瘦又黑的小男孩靠在大丫的肩膀上，睡得正香，脑袋耷拉着，晃来晃去，宛如难民营的孤儿。那时大丫已经辍学在家，专门帮父母带弟弟。
在农村，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都不容易，尽管如此，父母一直咬着牙关让我们上学。而吉婶儿家老大小学毕业后就没上了，老二也只上到五年级。
“娃只要识字，会算账就行了。屋里三四张嘴要吃饭，哪儿有钱交学费？”
当有人和吉叔提起大丫和二丫的读书问题时，他就这么说。
但是，他可有钱给老三买东西。每次进城卖菜回来，不是买点麻花，就是稍个面包，大丫二丫以前可从没有这待遇，这些东西现在她们也只有看的份。二丫有时候会捡弟弟掉在地上的麻花和面包屑吃，还不能被吉婶儿发现，否则就会被骂偷吃老三的东西。
后来我初中毕业，读了高中，学业越来越重，从学校回来后，父母不让出去胡逛，我也没时间，成天就呆在家里看书。偶尔从父母口里得知，大丫出去打工了，二丫在家洗衣做饭，照顾弟弟——那时她家老三已经上小学。吉婶儿忙完在地里回来后，就监督老三学习。吉叔一有闲时间，就扛个鸟枪满村里转悠。按说一家过得平平稳稳，挺不错。
“不错啥？”母亲说，“她家老三学习死不着（太差），抱的希望还很大。上学期在学校跟人还打了一架，两口子也不问清楚原因，去就想收拾人家娃，么想到人家家长也在，结果两家打了起来。当时还下着雨，俩人都滚成泥蛋蛋儿了”
不过，据说那几年大丫寄回来不少钱，他们家不久就买了电视，添了一辆摩托。我们家由于上学的人多，反而是越过越穷。后来，二丫也被送出打工了。
我上高二的一天早上，家里水缸里没水，母亲出去挑，回来后，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大声说：
“风琴（吉婶儿的名字）把娃惯成啥了！这还得了！”
“咋了？妈”我跑出来问。
“刚才我担水从她家门前过，屁娃要往桶里放石头。我在门前大声喊：‘你这娃还管不管？往人家水桶塞石头’，话还没说完，哈怂娃把石头就撂进去了。大人出来把娃喊了回去，连个屁都不放。”
母亲生气是应该的。从沟里的井中挑一桶水走到吉婶儿家，要上很长一面坡，通常情况下都会中途休息几分钟，再继续。好不容易挑上来，这么一弄，全脏了，回家没法做饭，只有下去重新再挑。这样的事情谁遇到都会生气。
高中毕业那年的暑假，几个外地年青人骑着摩托车到了吉婶儿家。他们进屋后，只听到吉叔和他们谈论着什么，慢慢变成争吵，最后是吉叔一个人在那的大声吼。下午临走时，在院子里，其中一年青人，提着头盔，低着头，嘴里嘀咕着：“唉，这弄不成。”
第二天，母亲从外面闲逛回来，说：“大丫要出嫁了。问男方要四万块”说完，她伸出四个手指。
“这么多？”我惊叹道
“他们家在卖女呢。”母亲的声调怪怪的，“这钱肯定给他们家老幺留得”
“别管人家的事，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父亲皱皱眉，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05-
等我大学放假回来，吉婶儿已经做外婆了。她们家老三到底还是没有念成书，勉强混到初二，死活不去学校，出去打工年龄又小，吉婶儿也不放心，就在城里一个KTV当服务生。
“挣一点儿钱全花了，不是跟人出去喝酒，就是打牌，碎碎个娃，一天还吃烟（抽烟）”母亲说，“到了月底么钱花，还问屋里要。”
“管人家那事，反正风琴不指望那（指老三）给她挣钱。”父亲接着说。
不料，没多久，老三和一群社会青年晚上出去把一个女孩抢了，被警察抓住，关进了派出所。这可把吉婶儿急坏了，求爷爷告奶奶，花了不少钱，才从里面掏出来。
一夜之间，这两口子老了许多。
二丫出嫁的时候，我大四了。她是在外面自己谈的对象，有了孩子后才回来见父母的。吉叔吉婶儿还不让她们进家门。二丫男人到门口见没人接待，骑着摩托驮着二丫转身就走了。
一年后，她们在城里找到在某个宾馆当服务员的老三，请老三好吃好喝，还给了不少钱，就要求他办一件事——将家里户口本偷出来。别看老三平时吊儿郎当，对这件事却很上心，趁着吉婶儿两口不在家，翻箱倒柜拿出了户口本。
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回到家时，听母亲说，吉婶家老三又闯祸了，这次问题比较大，可能要坐牢。
“啥事这么严重？”我问。
“那哈娃在宾馆不好好干，跟几个混混把一个女服务员堵在房子里强奸了。”
上一次老三犯事年龄比较小，那女孩包里也没几个钱，还可以想办法捞出来，这一次估计是不行了。
吉婶儿把存了半辈子的钱都掏了出来，这些钱原本是用来给老三娶媳妇的。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她什么也不在乎，她只想让老三出来。结果受害者家属依然不依不饶，最终老三被判了五年。
事后不久，吉叔病倒了，一年后就死了。
大丫很少回来，一方面可能觉得当年自己是被卖出去的，另一方面村里人指指点点她受不住。二丫倒是经常回来看吉婶儿，几次也想把吉婶儿接过去和她们一块儿住。可吉婶儿面子上挂不住，觉得自己有点儿愧对闺女，还有就是二女婿经常吊脸子，寄人屋檐还不如待在自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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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家老三一年前才从里边放出来，”母亲说，“这回到屋，屁事不干成天就知道吃了逛，逛了吃，让自己六十岁的老娘一天忙前忙后伺候着。”
“她家老三回来后没找个事，弄个啥？”我问。
“弄啥？坐过牢的谁敢要？你吉婶儿还害怕他再出去惹个事，那就把老婆子命要了。”
在家里待了三天，提前和父母弟弟吃了个团圆饭，我就准备离开。临走时，母亲又是大包小包的让我带上。给他们说了很多次，超市里啥都有，可以买，带这些东西，路上又不方便。
“超市的东西，又不是我们做的，还要花钱，这都是自己家里的。”父亲总是这样说。
我从一大堆东西中挑了两样——酸菜和苜蓿，它们是我的最爱，对父亲说：“其余的你给老二，让他带上，我就拿这两样。”他们见拗不过我，只好作罢。
离开时，又经过吉婶儿家，这次没有看见她人，只有那间很多年前盖的砖瓦房矗立在路口，房子的外墙长满苔藓，看起来黑乎乎的，与周围新建的二层小楼相比，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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