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与华书房#华杉注王阳明《传习录》【106】

我们学习圣人，是因为圣人对义理已经生而知之了，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学而知之，学习圣人知道的义理。如果那圣人知道的义理，我们不去学习；而那圣人都不知道的礼乐名物，所谓知识，我们去拼命学习。是不是学错了地方呢？这样学，是不是失去了学习成圣的目的呢？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常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日泮（pan）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侯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顾东桥来信说：“杨朱、墨子看似仁义；乡愿之人，没有确定原则的好好先生，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四面讨巧，乱了忠信之理；尧禅位给舜，燕王哙禅位给相国子之；商汤伐夏桀而得天下，周武王伐纣得天下，项羽杀义帝而自立为西楚霸王；周公辅政成王，善始善终，王莽杀害汉平帝，立孺子婴，先摄政，而后篡位自立；曹操狭天子以令诸侯；这些古今事变，散见于古籍记载，如果不加以考证，该听谁的呢？况且，如果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不加以考证研究，假如国家要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作为大臣，又怎能发挥作用呢？所以《论语》讲的生而知之，只是说义理，对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还是要学习了才晓得是否可行。这已经是定论了吧！”

顾东桥说的，还是讲要学习，不学习不行！这话说的，就好像王阳明不学习似的。殊不知王阳明学的比他多得多，深得多，只是告诉他应该怎样学，他却不能理解，非纠这字眼来辩要不要学习。

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明堂，是古代帝王发布政令、宣传教化的场所。辟雍，是天子为贵族子弟办的大学，形如璧环，四面有水。历律，是历法与乐律。封禅，在泰山上筑坛祭天称为封，在泰山旁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称为禅。顾东桥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总得学习吧？你不学习，怎么晓得这礼乐名物的规矩，到时候国家要办这些大事，你怎么承担起责任来呢？

王阳明回信说：

你所讲的杨朱、墨翟、尧、舜、子之、商汤、周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这些事，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舜的不告而娶，武王的不葬而兴师之事类同，我已经跟你讲了良知之说，规矩和尺度的关系，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至于你又说到明堂、辟雍等等事情，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不过这话说起来太长了，这封信很长很长！你慢慢看。我就你信中所说讨论一二，希望可以稍稍解开你的疑惑。

先说这个明堂、辟雍的规制，最早的记载，见于战国末期，秦国宰相吕不韦组织编纂的《吕氏春秋》，其中的《月令》篇。汉朝的儒者如郑玄，对此做了注释。而《六经》、《四书》之中，都没有关于明堂、辟雍的具体内容。难道吕不韦、郑玄，比三代的圣人还更贤德吗？在齐宣王的时候，周朝的明堂还在，没有毁坏，那么我们可以推知，在周幽王、周厉王这两大昏君的时代，明堂一定是好好的了。而尧舜的时代呢，没有明堂，只有茅草棚子，泥土台阶，那也没妨碍尧舜的德政。周幽王、周厉王的明堂，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贤君传下来的同一个明堂，怎么也救不了他们的乱政呢？孟子说：“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也。”有这不忍之心，仁爱人民，茅棚土阶，也是明堂。而如果以幽王、厉王之心，行幽王、厉王之暴政，那政令出自明堂，也是暴政。汉武帝曾经与大臣们讨论建明堂的事，武则天更是建了史上最大的明堂。你说他两位执政的时候，这天下是治还是乱呢？是仁政还是暴政呢？

再说辟雍。天子建的学校叫辟雍，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诸侯建的学校叫泮宫，前面有个水池，叫泮水。它叫辟雍还是叫泮宫，都是根据规划设计的形式来命名的。但是三代之学，都是教学生明白人伦义理，不在于辟不辟，泮不泮。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是根本，礼乐是形式，制礼作乐，首先你这个人要有中和之德，声音是音律，而你自身的修为是尺度，有仁德，才谈得上制礼作乐。至于祭祀所用礼乐器具的具体安排，那是乐工和祝官、史官的职责。所以曾子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笾豆之事：笾（音biān）和豆都是古代祭祀和典礼中的用具，这些具体事，让具体工作人员去掌握。你都要去学吗？留点学问给别人学行不行？留点工作给别人干行不行？留点钱给别人挣行不行？

尧命令羲氏、和氏遵从天道，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他看重的是尊敬地授予百姓春种秋收的天时。舜观测北斗七星的运行，他看重的是安排好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七种政事。这都是念念不忘以仁爱民众之心推行养育百姓的仁政。制定历法、明白政令的根本在此。

羲氏和和氏的历数之学，皋、契就不会了，禹、稷也不会。尧舜的智慧，也不是所有事都懂，所以尧舜也不会。但是到了今天，循着羲氏、和氏的方法一路发展下来，就算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也能推算历法，占卜天象，不会出错。难道说这些人，比大禹、后稷、尧、舜还要贤德吗？

至于你居然谈到封禅之事，这太荒唐了！封禅这东西，是后世侫人谀士献媚于上，夸耀奢侈，迷荡君心，糜烂国费，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根本不会提这事，司马相如为了迎合汉武帝心意，写了《封禅文》，为后世所不耻。你居然认为封禅也是儒家的学问，你大概是没动脑筋吧？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说他生而知之。生而知之之为圣。朱熹在注解《论语》时说：“生而知之者，义理也。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没错，朱熹是讲义理是生而知之，礼乐名物要学习才晓得。那么，既然这礼乐名物，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也没有生而知之的，可见知不知道礼乐名物，跟是不是圣人，能不能成圣人，没有关系！如果知道礼乐名物和能不能成圣人有关系，那他都不知道礼乐名物，怎么就算圣人呢？

可见这圣人的生而知之，是专指义理而言，和礼乐名物没关系，礼乐名物，不是成圣的工夫。生而知之，是知义理；学而知之呢，当然还是为了知义理；困而知之，还是为了知义理。不是说生而知之知义理，学而知之知礼乐名物。

我们学习圣人，是因为圣人对义理已经生而知之了，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学而知之，学习圣人知道的义理。如果那圣人知道的义理，我们不去学习；而那圣人都不知道的礼乐名物，我们去拼命学习。是不是学错了地方呢？这样学，是不是失去了学习成圣的目的呢？

这是我对你的疑惑，稍加辨析，还没有涉及到我的拔本塞源论呐！

这封信太长了。今天先学一半，明天再学著名的《拔本塞源论》。清代儒者陈正龙，将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以《拔本塞源论》单独刊行，成为王阳明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论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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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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