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岁时的我们,是盼着走人户的。
那时吃的东西太过紧缺,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肉,稀有的猪肉被蒸成了扣碗,一人一块。豆腐也是如此,被炸成了一个个的油豆腐,煮在叶子汤里,一人一个。谁要是多吃了一块肉和一个油豆腐,必定会有另一个人吃不到,这种行为,轻则叫做没礼貌,重则叫做没家教,会被人极度地鄙视。
除了肉和豆腐,那碗白米饭也挺招人稀罕,平时在自己家里,上顿玉米糊下顿菜稀饭。家里来了客人好不容易煮了干饭,还有三分之二的是红薯或南瓜,厚厚地垫着锅底。
大人在给客人舀饭时,锅铲尽可能地往面上推,三分之二的白米饭加三分之一的垫锅红薯;大人在给自家人舀饭时,碗里全是红薯,只在面上盖几粒米饭。吃饭时还抵着碗底的红薯吃,留下面上的米饭“好看”。
如此一来,走人户就成了孩子们非常乐意的事情:多多少少总能吃点好的!
大姑是奶奶的大女儿,本来还有一个小姑的,几岁时害天花夭折了,大姑就成了奶奶唯一的女儿,嫁得不远,走半个小时就到了。于是,大姑家就成了离我们最近的亲戚。
奶奶的儿子很多,我爸排在老七。那时一家生养两三个甚至四五个(有的没带活),所以,一院子的孩子,大大小小十几个,都给同一个人叫大姑。
我的六伯是个疯子,老牌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即现在的重庆大学),作为一个工程师参与了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可惜他疯了,整天无所世事地东走西骂,无聊时就往他的姐家走。
“走人户!走去大姑屋去哦,疯子去大姑屋了!”大一点的堂姐总是眼尖一些,悄悄地告诉了院里的小弟小妹。
于是,高高瘦瘦的疯伯身后,就远远地跟着一串大大小小的孩子。他是个会打人会骂人的疯子,谁也不能跟得太近,只能远远地掉着,掉在几丈之外。
“王华!王华!快些回来哦,你屋来客哒!”行至半山腰时,有村民大声地喊着大姑的名字,告诉她家里来了一大串的客人。
“好呢!好呢!我回来了!”有大姑的声音远远地回应着。
(容我脑补一下当时大姑无奈的心情:来这么多人,是吃啥子嘛!)
大姑以最快的速度回来了,无奈地看着这群人:一个大人是疯子,剩下的一坝全是孩子!
大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并没有要去煮饭的意思,原本是想走人户吃上一碗白米饭的,看来是没希望了。肉和豆腐没有奢望,那些东西只有过年才有,心心念念的白米饭啊,是要泡汤了……
屋子里站一阵,地坝里追几圈儿,也没看见大姑端出一升爆米花之类的好东西招待我们。看来,今天这个人户是白走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几个哥姐在红薯堆里挑着“北京”红薯,那个品种的红薯是白心的,水份较多,吃在嘴里甜津津的脆生生的,既可以当水果吃,还可以填肚子。
于是,我也走到红薯堆前,挑了一根半大的北京红薯,用指甲一点点剥去带泥的红薯皮,够我咬上一口时就吃上一口,直至红薯吃完。
大姑的烟囱始终没有冒出白烟,我们走人户想吃白米饭的愿望彻底落空!
山间的小路上,又出现了一大串的人影儿:一个180的高高的瘦子,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偶尔地传来几句叫骂声。
他的身后,远远地跟着一串大大小小的孩子,孩子们不敢走得太近,只能远远地掉在那个瘦高个子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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