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过 年

撂了母亲的电话，也不知母亲那头是否还在听，我神情呆滞，思维呈现模糊。母亲那头电话应该还没有挂断，或许她老人家以为没了信号，依然在焦急的等待她的电话再次被我回拨。我的心绪很是烦躁，失落的很，虽然母亲的回答是我意料之中，却仍然让我无法接受。

母亲还是像往年一样，没有兑现她的承诺，依旧在妹妹家过年。

现在的我，越来越害怕过年，担心的不是路程遥远，更不是厌倦琐碎的程序，而是回家后的一切，物是人非。如此，期盼过年的同时，也慢慢变得畏惧起来，那些曾经热闹的过年气氛，终于离我远去了。

小时候，刚到了冬天，就拨弄着手指，却怎么也算不出哪天才能过年。每当过年将近的日子，也是人们一年中最欣慰的时刻。忙碌了一年，大人们会回过头来看自己一年走过的路，有时会觉得收获不多，有时也会会心一笑，毕竟自己努力过，奋斗过。那时候的奋斗，对于农村人来说，不外乎是田地里收入多了几成；孩子们的奖状又占据了狭窄的土墙；或许还有那头喂了一年多的肥猪有了归宿，换成了一沓纸币。这样下来，年过的一定令人羡慕，家人都会觉得高人一等。

那时候，没有在外务工的说法，如果有在外地工作回来家过年的，那一定是吃“皇粮”的，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人高不可攀，但又想去找个机会走近一些。所以，那会的农村过年其实还是年前在家的那些人。买了肉，换了一件新衣服，贴上对联，加上“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这年也就宣布开始了。

父亲很是疼爱我们，特宠着我，这样过年的酒被父亲喝的兴起，我也可以拿起温酒猛灌一口。母亲一辈子从不饮酒，除非谁家娶新娘，她才会破例把酒盅放在嘴边，嘴唇沾了一下就匆匆放下。外婆、舅舅都不饮酒，外公是否与酒有缘，我无从得知。在母亲年幼的时候，外公就被日本鬼子给杀害了，所以母亲对外公没有点滴印象。每逢家里过年，父亲算是自斟自饮吧，独饮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不是多欢快。不知道那会父亲，一边端着烫好的酒，一边看着桌上的家人，他的心情是如何。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从未问起，不过我还是觉得他是高兴的，因为后来母亲经常说起亘古不变的话：“虽然日子过的很艰辛，可是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就觉得很幸福！”每每听到这句话，心里有点酸楚楚的，虽然也感觉到父母的付出还是得到了回报。

小时候过年前夕，我就会往集市上跑，也不知到底看什么。那时候农村的孩子都爱去集镇，到了集市却显得拘谨，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父亲总会在过年前的几天买了一些年货，一大块猪肉就会被父亲用绳子系好，然后系在梁头上，这样下来，猫是不好跳上去的。刚买到家的时候，母亲会用刀小心翼翼的割了一小块下来，与粉条、萝卜、白菜，炖成一盆香味扑鼻的美味来，其实那会没有什么作料。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只有翘首以待，短短的几天，却显得那样度日如年。除夕当天上午，父母会一同去集市上采购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却是不可或缺的，如鞭炮、对联等。

除夕的一个上午，家里都在忙，而我恐怕就是忙着把买了的鞭炮拿出去晾晒，这样就会减少鞭炮的“哑炮率”。那会还是不记得有哥哥的身影，我也不知为啥，看到他的身影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忙着把作业写完，然后大姐帮母亲张罗着饭菜，父亲就一直坐在锅前头，不断地向锅底续柴火。老家过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吃饭前要把对联贴好。这活从记事起，就被我包揽了，一个上午就是用面粉和开水搅拌着，然后成糊状，涂抹在对联的背面，把它贴在早已清除干净的门中间，左右对称。有时候从板凳下跳下来，看到有出入的，就会重新张贴。接下来就是把横批贴上去，压住三个“福”字，才算了事。当全家人都忙着往饭桌走近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该放鞭炮了。我有时候会用父亲点燃的香烟，那时候的香烟没有过滤嘴的，恐怕也不会香吧。等一盘炮点燃了，这烟也被我糟蹋完了，我宁愿舍弃火柴，因为儿时的我总是贪恋父亲的烟。鞭炮总是炸了又灭，点燃了响了几下，还会灭，就这样到了最后，一地的未燃烧的炮。我不顾一切的去抢拾地上的“瞎炮”，因为中午到处都是抢炮的小男孩，等我满载而归到了饭桌的时候，哥哥早已饱餐，不见了踪影。

可是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动筷，就被堂叔拉扯去他家热闹了。当我们都去了的时候，发现哥哥早就坐在堂叔家的饭桌边，吃的不亦乐乎。堂叔家的菜相对于我们家来说，要丰盛得多，酒都是清一色的散酒，一样的经过烫热，然后倒入酒盅，而后狂饮起来。堂祖父会先醉倒，而后是堂叔，接着父亲也要微醉（后来我理解了父亲的苦衷，不得不醉）。当我跟着父亲屁股后面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把饭菜热了几遍，只是重复了那句话：“每年过节都是这样，菜都没人吃，这过什么节啊！”可是父亲只是淡淡一笑，坐了下来，吆喝着大家继续喝。其实已经喝不下了，但是我们都觉得这年过的好幸福，不单单自己家幸福，同时减轻了堂叔家的清冷气氛。

下午父母会忙着包饺子，炸丸子，在我们老家过年过的不是晚上。然后等晚上吃完了饺子，母亲会把锅刷干净，放了沙土（那会应该不懂的用沙子吧）在锅里炒热，再放花生，等花生熟了取出后，又放了葵花籽进去。等这些零食都熟了，我恐怕早就进入了梦乡。那会没有电视机，特别是除夕那天晚上，小孩子都不敢出来乱跑的，我也不知为什么，只有早早地钻进冰冷的被窝，被子还没有捂热，人就睡熟了。不过半夜总会被一连串不停歇的炮声震醒，那是我家后河对面的一户人家，年年如此，也总在同一个时间。后来大了我才知道，那家人一定是在守夜，跨年炮放的一定是零点，或许这家是经商的，又或许是当官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家很幸福。大约等我到了中学后期，再也没听见这伴随我多年的鞭炮声，甚是想念。母亲总说，这家也许遇到了不愉快，可是我在想，也许人家都搬迁到城里了呢，不过没人去追问，这事也就成了永久的谜。

在我们老家，人们把除夕当天到年后的正月十五的这些天都纳入过年范畴，我也不知其它地方怎样算起。不过年后就是热闹，因为正月初一就有“旱船”队伍来庄里演出，观看者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实不为过。正月初二到十五是可以走亲戚的，一般初三不接亲戚。正月十五晚上，我们会把花灯全部踩碎，然后烧了。不过，这些日子是否能称之为“过年”，就不得而知了。可是，这些天的热闹不过分地说，还是孩子们最大的精神娱乐。

慢慢地我们都大了，日子好了许多，但盼着过年的念头丝毫没有减退。父母在数着日子等着我们放假，然后一起置办年货，熬了一年终于有了这全家团聚的时刻。那些炮竹响起来虽然变得那么悦耳，也没有了往年的“哑炮”，可这都显得不那么吸引人了。包括那对联，都是找人写写或者到集市采购年货的时候顺便带了回家，只是急匆匆地张贴。我知道，父母看重的是大家围在桌子旁的气氛，当我们能举杯敬父亲几杯酒的那一刻，父亲红晕的脸上透露着满满的幸福！我们一起聊着过去，说着现在，畅想着未来。虽然依然没有电视，可是我们坐在厨房，就着那微弱的煤油灯，久久不愿离去。有时候，全家人会到院子里听庄子里的炮声，然后猜测是哪一家点燃的。母亲也会破例喝了一杯白酒，酒后那白里透红的样子，我们做子女的更觉得我们的母亲是最漂亮的。

父亲有时候喝多了会唱着小曲，毫不客气地说，有点不着调。倒是母亲，会用她那让我们膜拜的嗓音唱着地方戏曲，甚是迷人。那时候，从没有想过将来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年还没过完，就规划着下个年如何过。

大姐毕业后工作一年多，就嫁了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家过年就少了一个人，而大姐从我记忆开始，就是父亲最好的帮手，也是我崇拜的偶像。那一年，大姐真的在姐夫家过了年，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家的年饭桌上。那一年，说真的，我们全家过的并不踏实，我想哭，父亲应该也是那样的心情。接着，二姐也成了家，到了过年的这天，父母的心情可想而知。父亲是比较开明的，从来不认为女儿嫁了人就是人家的人，反对“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那种迂腐说法。可是他也是通情达理的，从来不允许女婿在我们家过年。

过年渐渐变得不再像原来那样有劲头，可是到了这一天，父母依旧乐呵呵地说笑着。或许父亲已经害怕了过年，妹妹虽小，迟早也要嫁人。而我和哥哥，以后有了媳妇，是否愿意一起过年，也许父亲会想这个问题。

再后来，我们都有了小家，甚至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每逢过年，父母会从妹妹家回到我的小家来欢聚一堂，当然还有哥哥一家人。妹妹工作比较忙，外甥女没人照料，父母就去她家“承包”了这活，其实是所有的家务。从那开始，父母只是在过年和中秋节这两个节日，才来我家热闹几天，包括哥嫂他们。年过的有声有色，其乐无穷。只是炮竹变的很大且很响，对联也是五光十色，而父亲充当当年我的角色：点炮竹、贴对联。母亲从过去的掌勺变成了打下手，嫂子和妻子站在往日母亲的位置。侄子和女儿，在一起玩着游戏，有说有笑。等张罗完了，一起围在桌上把酒言欢的场面，想当然是其乐融融。

再后来，我到了外地。父母依然跟着妹妹，这已经成了习惯，加上他们都已古稀，改变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做子女的只有顺从。

还没有来得及筹划如何与父母一起过年，父亲就病倒了，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因这个缘故，我和妻子带着女儿陪着父亲在妹妹家过年。对于父亲来说是在妹妹家过的第一个年，也是最后一个年。这哪里是过年，虽然相聚在此。父亲过完年一个多月就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的是永远的痛。

父亲走后的两年，母亲跟我在一起，也过了两个年。过年再也不见往日的兴奋，过多的是对父亲离去的思念，一直到现在。每逢过年，我都会泪流满面。不单单是我一个人，大姐他们几年来到了过年就会想起父亲，所以年过的不是那么开心。

其实，过年过的就是心情，过的是家人团聚，物质此刻显得苍白无力。就像现在，过年近在眼前，我想了很久，很久。

想着白发苍苍但精神依然矍铄的母亲，看着懂事的女儿，还有那跟着我一起为这个家操劳多年的妻子，我没有理由再沉浸在悲痛之中。想来九泉之下的父亲也不愿看到我这样的沉沦吧，毕竟日子还在继续。

来日，我会精心准备年货，会给女儿买些精美的玩具，会给母亲和妻子各自准备个惊喜！

过年就要过的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