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朱湖是一块滋养生命的土地。庄稼，各种庄稼；野草，各种野草；生灵，各种生灵；孩子，各种孩子……，都在这块土地上生长。

一个孩子还来不及长大，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两个孩子还来不及长大，又有了第三个孩子；三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又有了第四个孩子……

没有管束的时候，这里的妇女会一直生下去，有些生得特别早的女人，生到她们的女儿或儿媳妇生孩子的时候还在生，即使看到母亲、女儿、儿媳妇同时挺着大肚子聊天的情景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同样是生命，现在是一个小孩一般由四五个人看养：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外加一个保姆；我们小的时候，朱湖的一对夫妻可以管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小孩。

《朱湖》

朱湖的生命来得很快，有的孩子死了，更多孩子的如同朱湖的野草那样疯长。

朱湖从来没有幼儿园，等到孩子长到7岁是直接上小学，但上学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可以独立行动的时候了，独立行动的时候也就是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我们没有十二岁的成人礼，上小学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个成人礼，四岁之前被人照顾，四岁之后照顾别人，七岁约定俗成地承担更加正式的责任：做饭、放牛、砍柴、干农活或带弟弟妹妹。

我们坐在教室里听课，冷不防就会有小孩哭闹起来，然后就被抱出教室。

那些家里没有爷爷奶奶的7岁以上的孩子，特别是女孩，要么带着弟弟或妹妹上学，要么干脆在家里把弟弟妹妹带到自己会跑会玩后再来上学。

邱老师家里孩子还不算多：老大幸福比我大六岁，老二秋菊比我大两岁，老三向阳比我小三岁，老小小林比我小六岁。

家里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孩子往往比较受宠，中间的就比较容易被忽视了，但被忽视的是他们作为孩子被宠爱的感受，而不是他们在家里要承担的责任。

《朱湖》

邱老师家只有秋菊是女孩，而且你看看她的排行，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也就是说，秋菊五岁的时候向阳出生了，她就开始带弟弟。

等到她七岁的时候刚好向阳自己会跑会玩了，秋菊就上小学了。

等到秋菊八岁的时候小林又出身了，向阳是男孩，带小林的任务自然交给了已经超过七岁的秋菊，因为邱老师自己要在讲台上讲课的人，他深知如果小林被带到教室会给老师添怎样的麻烦 ，所以选择了让秋菊停学一年。

家长帮助有思想活动能力、有记忆的孩子做选择实在是一件有风险的事，除非这个选择是孩子愿意的，否则可能会留下一辈子的伤痛。

《朱湖》

一个八岁的女孩被迫去承担这么重的任务，不管秋菊多么爱她的父母和兄弟，她都很难接受在本该自由的年龄去牺牲自己的课程和四处奔跑的机会。

她当时不接受，后来不接受，现在还是不接受。不过，我希望她看完我这篇文章后可以接受，即使是被安排，即使是她的父母当时替她做了错误的选择 ，但这就是她的命运。

对于既成的事实，接受不能改变的，改变可以改变的，是我们今天的理性选择。

我也跟秋菊一样排行老二，我也是倒霉的女孩，但我跟秋菊不同，我不接受家里的安排。妹妹比我小四岁，我硬是没有被按在她的摇窝前。

我不肯带妹妹，因为我认我自己不到七岁，没有这个责任。那天舅舅因为这件事要对我实施强权：“连妹妹都不带，要你做什么，丢到水里算了！”然后他硬是把我往水里拉。

我动作有多敏捷啊，我迅速跑到外公刚刚砍下来的一堆柳树枝那里，趴在上面，两只手尽量往树枝里面抠进去。

树枝一层层地交错，如果想要把我抱起来，除非舅舅把我身下的那个树枝编程的网也一起抱起来。即使舅舅真的这样把我连树枝扔进水里，那我也是浮在在树枝上面的，淹不死。

不过，七岁的时候，我也必须承担一些家庭责任了，妹妹会跑了，我不用管她了，但我需要到田里插秧，我接受了这个安排。

不过让我有一直做下去里面的确有妈妈的招数。我第一次到水田插秧就两次因为站不稳坐到了田里，很久后才知道妈妈和哥哥因为这件事憋笑的事。

《朱湖》

妈妈和哥哥看见我坐在田里，相互之间递了一个眼色就忍住了笑，否则妈妈知道后果很严重，我可能会从此不下水田。

刚好那天有支农的高中生，几个女生看见我非常惊奇：“你们看，这么小的孩子会插秧。“于是我便有了内心的骄傲跟神气。

很多年后，我在北台壁纸做区域经理，老板伍祖坚先生让我到深圳分公司交流，深圳的经理问我：“郑经理，做销售是不是特别苦？”

我回答他："我七岁开始下地插秧，印象深刻的是九岁那年，要抢在5月前把早谷秧插下去，遇上雨天顶着塑料布在水里的确很冷，两条腿都在发抖。我可以选择不插秧，但既然选择了插秧，我就不能站在那里想苦或者不苦的事。

“站在水田里唯一的目标就是把秧插下去。”我跟他说：“销售也是这样，你不喜欢或怕苦，你可以选择不做，既然选择了，就去了解你的客户，并维他们服务！”

现在的孩子并不比那时的我们轻松，虽然他们看起来被无限娇宠，但他们被家族替他们做更多的选择，赋予他们更多的爱，赋予他们更多的能力，也赋予他们更多沉重。

也许，他们有思想有记忆的时候已有能力也有权力做一些选择，至少我们可以给孩子多几个选项让他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