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雪伊塔塔
图/来自网络的宇宙星辰
为了“消耗”我书架上的存货，我几乎是一本接着一本，抱着一种“补课”的心情坚持不断在看书。现在电子书已经相当一部分取代了纸质装帧书籍，虽然我也会随手收集各种电子书，但是对印刷精美的纸质装帧书还是难以抵抗。大概是心态或者习惯问题，或者跟我这种所谓缺乏“安全感”的性格有关，总觉得捧在手里的实物更让人安心。就好像一模一样版本的一本书，纸质版会比电子版更能让我在阅读后获得得更多似的。
手边正在读村上春树的杂文集《无比芜杂的心绪》。大叔能算得上是日本作家里的大神级了，可是，我开始喜欢他的书，却并不是因为那本声名大噪的《挪威的森林》，而是在大学开学前的暑假尾声时读的《海边的卡夫卡》。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但我现在仍然对当时阅读时沉迷、感动、激动的心情记忆犹新。我当时觉得，这样一个奇幻现实主义的故事，是我看过基本可以和《百年孤独》相匹敌的精彩绝伦了。
我当时是刚刚入学的大学新生，虽然想过除了上课考试学习之外，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做，但最后还是参加了校园广播站的招募面试。我选的岗位也不是播音员，而是记者或稿件编辑，我想试着找到一种能强迫自己坚持写作的约束力。现在想想，也正是那个时候，自己比高中时更加确定了“我原来是热爱写作的”这件事。但人免不了常常犯懒，何况进了大学，时间大部分把握在自己手里，绝不会像高中时有作文和周记的任务，还有总是期待着语文老师评语的那种心情（幸运的是我的作文大多数情况是受表扬的）。我是理科生，大学选的专业不是中文系，也和专业写作相关的专业不太沾边。
广播站是热门团体，报名笔试占用了一整间阶梯教室。也不知道招募门槛是高还是低，在之前排队分批进行了第一轮笔试和第二轮面试之后，我顺利收到了录取通知，进入一个月的试用期。更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说这所谓的试用期，其实只是个摆设，最后几乎全部的人都会顺利留下。一年级的时候做跟班，基层的，真正生产线上的劳工；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升职”成为下一届新生的前辈，他们会对你抱有一点崇敬和美好幻想，人前人后呼唤你，因为不能叫老师，只好叫回师兄师姐；到了三年级，媳妇终也熬成婆，担当着“站长”、“副站长”、“总编辑”、“首席”等要职的，就是这些能力和经验兼备的精英学长和学姐了。
校园广播站和学生自发组织的各种兴趣社团有一点显著的区别，就是它是“半官方”的组织，搞宣传嘛，总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回想起来，人说大学校园就是一个残酷程度稍逊于现实社会的“半社会”，这么说的话，这校园广播站，应该就相当于国营企业，类同如今的官方电视台、报社、网站之流。我认为，这企业的残酷程度基本可忽略不计，虽然有竞争必然存在伤害，但其实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们的性格和心态。因为，大家是用爱好、学习、锻炼，甚至情怀等思想力量在干活儿，薪水是父母发，或者学校奖励你并不与此岗位相关的优异与成绩，或者你从真正残酷的社会中想办法获取。
试用期开始，按规定服从并领取师兄师姐们分派的任务。但是，第一次的稿件，编辑师姐采取了“开放式”选题，就是不命名，让大家按各自的喜好自由发挥，而最后是否会通过审核、编辑录音、正式播送，则一切看情况。
自由选题，我喜欢。
开学前刚好看完《海边的卡夫卡》，于是就写了一篇同名的读后感。现在已经有点不太记得自己具体都感想了一些什么，只记得写了好长，当时还没有PC这么奢侈的东西，400字的稿纸写了有十页吧。受故事影响，稿子写得文笔华丽，满篇洋溢着青春之幻灭忧伤，情绪被深深感染后的表达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于主题和价值观的思考。
如果现在还能找到原稿来读，我一定是读不出口的。可当时在交了稿子之后，却在众多新人中成为了第一个被追光灯的光圈笼罩的人。审稿的第二天，我被通知晚上去录音室录稿子。
我当时心想，录稿子，不是只要有录音师负责操作机器、播音负责声情并茂，不就行了吗，没有必要让写文章的人坐在旁边全程听着吧。虽然我也大概能理解他们“便于播音同学更好的把握情感”的解释，但我心中总还是抗拒的，觉得坐在录音室里听人家念自己写的东西是很尴尬的。人家朗诵得好是自然，自不必我坐在旁边守着，人家朗诵得不好，我也不会说“嘿，不太对”，如果再被问哪里不对，我应该也是说不清楚的。这和傍晚时分走在校园里湖畔旁、图书馆外小路的树荫里，听见广播里传来的娓娓动听的语句是出自自己之手的那种心情，完全是两回事。
作为新手，大家都一样谦和乖顺，我按时去了广播站的录音室。比我早到的是播音组里的两个同学，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我们三个人坐在录音室外的小会议室里，等着负责带我们的编辑学姐。我不太爱主动说话，大家又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只是微笑招呼。男生比较健谈，大约热爱播音的人天生大多需要具备这种基本特质吧，他开口试图启动三人闲聊，问我：
“等一下要录的文稿，就是你写的吧？”
“是的。”我报以谦虚的笑，其实还想说一句，我觉得没有必要让我来听你们录的，不过想想还是没说出口。
三个人的对话很自然的分成他们两个是一起，我是自己一个，很显然他们也从事先得到的文稿署名处知道了我的名字，对于传说中“作者+编辑+播音”的完美铁三角，他们展现出非常想和我做朋友的热情。崭新而美好的大学生活刚刚开始，我心中也充满了乐意高唱青春之歌的兴奋和期待，虽然以我的大学时的性格来说，习惯装酷到让周围人感到一些冷淡的地步。
半寒暄的聊天只持续了几分钟，编辑师姐也到了，看我们好像已经自发主动地在彼此认识和熟悉，她表示很满意很欣慰。因为今天是第一次“上岗实习”，她交待了我们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并且有意无意地强调，组织是一个温暖友爱的大家庭，让我们不必过于紧张拘谨，尽力而为，欢迎我们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
我们被迎进录音室的时候，白T恤牛仔裤的录音师同学头发几乎遮住眼睛，正坐在录音设备操作台旁边，一边喝可乐一边随手翻着一本娱乐杂志。要进入录音室，必须经过我们刚刚的那间小会议室，所以他其实很早就已经在这里了，如果没有戴耳机听音乐，他应该也知道我们三人何时到来，并且听到了我们的聊天，可是却比我更酷地没有出来和我们打声招呼，而且安静到我们一直以为里面没人。
录音室虽然和专业的录音棚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也算是比较像回事了。墙壁虽然没有特别做隔音处理，但一整套的设备看上去还是很赞的，尤其对我这种基本没有接触过专业播音的菜鸟来说，我觉得还是很赞的。门口大约一平方米的“玄关”，我们脱了鞋子，穿凉鞋的光着脚，穿运动或休闲鞋的穿着袜子，正式迈入木地板的录音室，在电脑和一大堆旋钮按键的操作台旁边坐下。只有两张矮凳子，录音师同学坐了一张，编辑师姐坐了一张，我们三个，席地而坐，就像日式榻榻米那样。
编辑师姐说，我的稿件基本没有做太多修改，今天是第一次试用，请两位播音同学分别录一遍，再穿插和男女混声一起录一遍，效果好的话，明天就播送。她说完，让我这个作者也说几句，情感的要点之类什么都行。我说，我其实也不太懂，要不，还是请两位同学先录，大家一起听听看在说吧……应付过去。
如同电影明星的资本就是美貌和演技一样，播音同学的资本就是美妙的声线和朗诵情感的感染力啊。我的稿件用快慢适中的速度完整地读一遍，大概花去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加上修修改改重新补录的各种，两位同学一共录了三遍，一个晚上三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其间编辑师姐让我提意见，我只好说挺好的挺好的，辛苦大家。如果编辑师姐是位细心的人，我真希望她能察觉到我委婉表达出的“我非常乐意完全把稿件交给播音同学”的心声，希望她将我定位为“是对于录播环节完全可有可无的角色”，而放我多一些晚自习时间，这样也有利于我多酝酿些素材。
终于录完了，结果是皆大欢喜的。我的稿件就如此很顺利地在第二天的傍晚，在校园广播的文学栏目里播送。我和同学正一起走在去上晚自习的路上，校园里有山有湖，有虫鸣花香，有无数刚刚开始和正在结束的回忆和故事，也有无论过去多少年也无法释怀和忘却的悲伤和美好。
我没有告诉身旁的朋友，说这篇稿件是我写的，因为我觉得写得并不算好，不必张扬献丑，也因为多少还是觉得难为情，况且，我们从饭堂步行去教室的十分钟路程，也不可能仔细听完全部的内容。如果必须给谁知道，我还是更愿意直接以静默的方式请他阅读文稿。书包里是明天要交的英语作业和高数作业，还有一本我前两天从图书馆借来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对于十几年前刚上大学时候的这件事，我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很多细节，着实令自己有些惊异。其实如果仔细回忆，应该也还能想起那篇读后感写出的大致内容，可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必要，无非是我处于敏感而多愁的青春岁月，一些显得幼稚又茫然的无病呻吟。
村上大叔的新书又上架了，《刺杀骑士团长》，虽然图书馆近在咫尺，可我还是买了一本。还是抵抗不住装帧版的质感和诱惑——这个是病，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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