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第二年，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杨老师稍显肥胖的身体刚在我对面的马扎上坐下，就扯开了话头——按年龄，他几乎和我老爹相仿，但我们是朋友，算是忘年之交，每次见面，他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那时候，每年开春和晚秋农闲时节，都会组织万人大会战，各村都要出劳力，千万劳动力聚集在一起，建一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大项目，像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啦，炸山围坝伐林造田啦，规模大得很！工地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吼马嘶，热闹极了。那年我就参加了东平湖建房台大会战。”
我笑着接了一句：“我知道，我们当地把这种会战叫‘出伕’，我老爹没少带工参加呢。”
“我随村里民工赶赴东平湖区建房台，两个人推一辆独轮车，车上堆着搭建窝棚用的木柱子、苇箔、草席、草苫子以及吃睡用的铺盖碗盆等杂物，经宁阳，穿汶上，第二天中午才到达东平工地。
那儿属于湖区，零星几个小村落，苍黑破败的房屋松松散散地趴在那里。听说那里的人生活方式很特别——早些年他们以农为主，遇到洪涝年湖水上涨，别说土地，就连他们的村子也被淹得没了影儿，接到通知要来水，他们早就把家里简单的东西往小船上一搬，全家人驾起船漂到水上去，后来很多人就不再上岸种地，终日长在船上捕鱼为生……”
我插了进来：“对啊，听人说他们很有意思，船头妇女弯腰取水做饭，船尾大人小孩湖里撒尿，男人女人的也不大避讳，青天白日里大男人光着身子洗澡，女人连脸都不扭，照样该干什么的就干什么，有时候左边男人，右边就可能是女人，各玩各的水。老人们说什么‘有理的街道，无理的河道’。他们煮糊豆（当地方言：玉米粥），信手从船边的网里抓一把小鱼，掐掐捏捏就扔了锅里，像我们做饭加青菜叶子一样。”
杨老师静静地听我说，目光里全是好奇。
“这次大会战是在洼地上堆起一个七米多高的巨大土台来，让洼地的百姓在房台上建房子，这样就不怕湖水上涨了。
我们走到后，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指着灰线画定的一方地说：‘这是你们管理区几个村的民工住地，在这儿搭个伙房，那边搭几个窝棚。就这，麻利的，动工吧，干完早休息，明天正式上工。’
我们便从独轮车上卸东西，搭伙房和窝棚，那架式和军人们野营拉练还真有点像。
‘小杨，过来领你们的毛主席语录和像章。’第二天刚醒，管理区领导便找到我，安排这样那样的工作。”
“你很积极的。”我笑。
“都积极的，知青更积极。”
我看了眼脸膛黑里透红、身材发福得很有规模的杨老师，想像年轻时候他的样子，不禁笑了出来：“小杨不小喽，老了，哈哈！”
“是啊，一晃快五十年了，老喽！”杨老师感慨，大手下意识地拍到自己的大腿上。
“中午民工收工回来吃饭，我们几十个民工集合起来，整好队伍，管理区的领导讲完话，我把领来的语录本和像章发给每一个人，人们把像章佩在胸前最靠近心脏的地方，佩戴时，人们神情庄重，动作那么虔诚。佩好后，人们手里握着语录本，我们开始排练‘四个首先’。
“四个首先？”我疑惑地望着杨老师。
“那可是当年最庄严的政治仪式，通过这个表忠心呢！”杨老师说。
“第一步是我站队前，手擎着毛主席语录，高声领颂到：‘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大家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呼声震天响：‘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又领到：‘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大家又举语录高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二是齐唱《东方红》，我领个头，然后负责打拍子。
然后学习《毛主席语录》，从发下的语录本里任选一段，读给大家听，记得第一次我读的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第四步又是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是我领唱打拍子。”
说到这，杨老师脸上洋溢着一种明亮的光，连那眼珠儿都显得比平时亮了许多：“老百姓干活实在，呼口号和唱歌绝不惜力，虽谈不上整齐，南腔北调都有，但格外宏亮，似乎使出了浑身的力。整个天空里都回荡着他们的歌声和欢呼声——天呢，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那时是真穷，真苦，可人心却也真齐！”我不由地感慨。
“哼，换作今天试试？唉——！”
“光认钱了，心散了，再聚一起难了！”
我们感叹了一阵子，杨老师继续了他的叙说。
“唱完之后解散，分组领饭菜吃饭。从此四个首先就成了我们一日三餐前的必修课。听说有的单位比我们还多两项目——早请示，晚汇报。
“这么多的民工聚了一起，也好管吗？”
“大多数民工很听话，除了有些人耍滑头，‘懒驴上套不屙就尿’，每当这时候，小组长就扯着嗓子骂：‘那些拉滑屎尿的准备在茅坑里过年啊？抓紧干，早完工早回家！’
当然也有极少数几个刺儿头。有一回我给领导诉苦，领导一句话指点迷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谁不听话，就抓他的阶级斗争。我当时没完全想明白，现在再想想，简直浑身发冷啊！”
四十天后，我接到通知回县里参加知青大会，会期四天。那时候没有客车，我也没有自行车，一百多里路只能靠两条腿来回倒腾了。早晨我从伙房里领了两个窝窝头，背起铺盖就急匆匆朝东赶。
中午到达汶上县城，我肚子咕咕叫，一摸身上还有一块多钱、两斤粮票，心想去饭店花一斤粮票二毛四分钱卖六个馒头饱餐一顿再走那一半路。
进了饭店，我捏着钱和粮票：‘抓革命，促生产。六个馒头。’
服务员对答：‘要节约闹革命。馒头没了，只剩两个窝窝头。’
没办法，那就两个窝头吧。两个窝头下肚，根本没什么感觉，反而似乎更饿了。唉，再节约闹革命也不能饿着肚子赶路啊，我四处搜寻，还别说，真让我搜着了好东西！饭店不远处有个地摊，一个身穿旧军装的汉子地上铺了一块脏兮兮的布，布上竟然放着几只煮熟了的野兔子！
我几步赶过去，生怕那兔子突然一蹬腿跑了似的，我花了四毛钱，买了半只野兔子。我一边走，手里抓着兔子腿往嘴里送，那滋味，别提多香了，天下至味！
出了城，路边水渠有水在浇麦子，我趴在渠沿上，头伸到水渠里，咕咚咕咚喝了个饱足。喝完了，我对着水照了照自己——哈哈，长发板成毡片，土脸锈迹斑斑，浑身上下全是土，一想刚才自己边走边撕兔子吃的模样，难怪人们见了我纷纷让路！
下午天短，路却还长。走到日压树梢的时候，我双脚沉重，似乎一步也不愿意再迈，我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从路边折了根树枝子当拐棍，一步一步往前挪。当我走进宁阳城，看见马车店的时候，已是满天星。
我找到店老板（那个时候不兴叫老板）——一个五六十的老头——开了房间，铺好被褥。
“你这是知青啊，这是从哪里来，浑身的土！”
“我从东平来，明天参加知青大会的。大爷，给我弄点吃的，饿死我了。”
老头又打量了我一眼，笑了笑，退了出去。不一会儿，一盆子面条就端了上来，我端起盆子，筷子扒拉着，三口五口，一盆子面条就下了肚。唉，连味儿都没品出，真饿啊！
第二天一觉醒来，出门要参加大会了，摸遍全身才知道没了钱。
大爷，我没钱了怎么办？
那怎么办？你先开会，问单位要了钱再给我吧。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押，大爷，你不怕我跑了？那不亏了公家？
哈哈，大不了大爷替你垫巴上。你是知青，不会跑的，就算真跑了，你放心，亏大爷也不会亏公家。
我惊讶：“不交店钱就让你走，他认识你？”
杨老师摇摇头：“不认识啊，他只知道我是知青。”
我和杨老师都没再说话，空气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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