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读《琵琶行》

一场酝酿了好几天的雨酣畅淋漓地下了起来。听雨打在雨棚上的频率及声音，该是裹天席地。出门上班时，果见满地狼藉，黄山栾或黄或绿的叶子、或红或青的灯笼般的果实，甚至是被风折断的枝丫，铺满了一地。

垃圾清扫车来来回回地开着，路上也还是有湿漉漉的残败的叶和果实。白居易说：枫叶荻花秋瑟瑟。到底是秋分都过了，秋确已“瑟瑟”了。在这样的季候里，我重读《琵琶行》，以期邂逅一个不一样的白居易。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约1200年前吧。元和十年六月，也就是公元816年，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丁忧归来不久的白居易面对集体静默的掌权的宦官和官僚集团，气愤不已。这义愤变为奏折，直呈皇帝的面前。此举触怒了掌权者，他们以白居易不是谏官而议论朝政的僭越行为为罪名，将其贬为了江州刺史。

更有那落井下石的王涯，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可作为儿子的他却写了一系列的赏花诗和关于井的诗，这实在是有伤孝道？于是，行至半路的白居易又被贬为了江州司马。

但这些，不过都是表面原因罢了。白居易得罪当朝的真正原因有它。

时任左拾遗的白居易认为，自己是受到了喜好文学的皇帝的赏识才能高居这个官位的，所以他希望能以一己之本事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鉴于此，他频频上书言事，并写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讽喻诗，希望能以此补察时政。不少时候，他甚至是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这令唐宪宗非常不快，他向李绛抱怨：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但他却老是不给我面子，真受不了他了。

如此看来，“越职言事”“僭越”，都不过是“欲加之罪”，是被贬的导火线而已。得罪了皇帝，他的被贬，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常说，对别人好要以别人也觉得好的方式，不然，只会让他人心生厌烦。白居易全然忘了子游 “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的教诲。不管是君主还是朋友，交往的原则都该是适可而止。过度了，要么会疏远关系，要么会招致耻辱。

意气风发的白居易就这么被贬谪到了我的老家，浔阳，现在的江西九江了。千年之后的九江，因此也就多了几个旅游的去处——琵琶亭、庐山草堂等；千年之后的我，也才得以一遍遍地去品读那让我心生戚戚的千古绝唱《琵琶行》。

贬官江州是白居易人生当中最沉重的一个打击，这让他觉得万事皆休，他说自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就有的佛道思想此时有疯长的架势。他在《琵琶行》的序里也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此种安然安心，当然不是贬官带给他的，而是他的随遇而安的心境使然。

但其实，谁能面对如此大的打击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呢？“恬然自安”，不过是努力做心理建设的结果罢了。所以，此番遭遇，加上此情此景（在秋意正浓的时候送别友人），令白居易发出了“醉不成欢惨将别”的感叹。

每每读到这个“惨”字的时候，我都颇觉意外。不过是送别友人而已，何来“惨”这一说？感情要浓郁到何种程度，才会有如此彻肤之痛？

有人考证说，白居易送别的是他“恋了一辈子但却有缘无分的情人”。此说并非没有可能，但我始终觉得，白居易的这种情感体验，更多的是由自己的遭际、此时的处境及迷茫的前景而引起的。如此说来，“恬然自安”，不过是粉饰太平的说辞罢了；“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斯人之言，也不过是一个借以吐“胸中块垒”的契机。

白居易和琵琶女确实有几分相似。都是少年天才，都曾生活在政治经济权力的中心，都有辉煌的过去，也都有高傲的心性。可如今，却沦落到江州这么个偏僻之地。

当年的九江城是个怎样的所在呢？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浔阳城太偏远。它远离京城，远离了高雅的文化生活，听不到悦耳的丝竹之声，耳边回旋的，只是粗俗的山歌村笛。

浔阳城太荒芜。没有茂林修竹、没有崇山峻岭、没有引得凤凰落脚的梧桐、没有婉转动听的鸟鸣，只有潮湿的环境、枯黄的芦苇、丛生的丑竹、哀婉的鸟啼，凄切的猿嚎。

而白居易自己则太孤单。美好的时刻当然也是有的，“春江花朝秋月夜”，并不会因为地方的偏僻就不存在，时序的更迭、万物的兴衰荣枯在哪个地方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这样的美好，白居易却无法享受，因为越是这样的时刻，人越是容易孤独痛苦。所以，他只能大口大口地灌着浊酒，以图浇灭心中的愁苦。

重读《琵琶行》，我读到了一个不断自我安慰、自我挣扎的白居易：生活和命运既然把我抛到了这里，总不能一味沉沦在悲哀的泥淖中吧？恬然自安，不失为一种笑对逆境、笑对政敌的最好姿态。

元和十二年，白居易在他给好友元稹的书信（《与元微之书》）中提到，谪居九江的他有三泰：其一为合家团聚且身体康健；其二为全家衣食无忧且能享有美食美酒；其三是在庐山建立了他的“庐山草堂”，找到了文人心目中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

他倾情描绘草堂周围的景致：

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

他还说：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

中国文人，总有模山范水的情结，所谓“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现实生活的不如意总是促使他们转向山水间颐养心性、寻求寄托。人在失意的时候，也总是会想到道家，想要像老子庄子一样通透地活着，想要寻一处没有人世纷乱的“世外桃源”。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字乐天，我想，乐天知命该是他的父辈对他的期盼吧。

所以，所谓“恬然自安”不过是惨遭贬谪的白居易的刻意为之，是对自己处境的无奈认同。不然当如何呢，沉溺在消极的情绪中一蹶不振，从此对生活对生命失去信念？不，生活总该继续！

但是，这终究是伪装罢了，或者说是一时一刻的解脱罢了，在听到琵琶女的京音仙乐，在听了琵琶女自述的遭遇之后，原本被自己刻意隐藏或忽略的过往就那么排山倒海地闪现在眼前了；被自己着力粉饰或用心经营的现在，也就那么的不堪一击了。这情感定是要喷薄而出的啊，因此就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喟叹，有了“江州司马青纱湿”的怆然。

其实，翻翻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不羁如李白，执著如杜甫，浪漫如柳永，通透如苏轼……这些人，全都在沉沉浮浮的宦海官河中、在起起伏伏的人生路途上挣扎过。生活于他们，多了几许艰难，但恐怕又该说，正是这样的艰难，才成就了他们。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他践行的是“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可我在读《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时却又发现，他仍旧是那个想着“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士人。

再读《琵琶行》，我发现了一个矛盾的白居易：他有着竭力隐藏，但又隐藏不了的悲哀；他还有着想挣脱又挣不开的命运的无奈；他敏锐地发现了社会的弊端，他敢于抨击社会的不公。他的矛盾，是千百年来迁客骚人的无奈；他的挣扎，是万世以下，所有人对命运的抗争。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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