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游记(5)
图/文 许健
初习书法者,自颜体从规入矩,已成为普遍遵循的规则。多次参观西安碑林中颜真卿所书《多宝塔感应碑》和《颜氏家庙碑》,为其壮美所感动。
中国文字文字本身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适用于实用的过程,又是由工具发展为艺术的过程,也就是书法艺术不断演进的过程。从艺术的层面看,文字的书写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先民创造文字时,据说源于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屈”,但可以想见,这个象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书写者的精神特性,故而同一个字有着数种不同的写法,即便是同一个书者写同一个字也是不尽相同的。书写不同于绘画的写实趋向,但书画同源,绘画中也不乏强烈地宣泄情感为主的抽象流派等等,人的情感是何等的丰富和具有感染力,所谓心生而言立、心生而字出、心生而文化成。汉文字的书写已不单纯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而是在文字的载体中彰显了书者的情绪和志向,是人的内在世界的映射,所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
颜真卿出身书香门第,其祖颜腾之,善草隶书;五世祖颜之推也是北齐著名书法家;外祖父殷会名“书法不减欧虞,亦工画”。生于这样的书香名门中,颜真卿自幼受到严格的书学教育,观他44岁所书《多宝塔感应碑》,继承了多家的风采,中规中矩,成为初学楷书者必临的经典教材,然而在创新上则少有突破。
篆字笔画较细,想是便于先民刀刻笔画,或是源于此;汉隶亦较娟秀,观赏同在西安碑林陈列的汉碑《曹全碑》便可知,而楷书又孕育于隶书,唐初的楷书有着灵秀潇洒的秀美风格。唐朝作为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奢华丰腴成为风尚,观颜真卿72岁所书《颜氏家庙碑》,则与前大不相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楷书风格,明显变的雍容华贵,饱满而有气势,把那种盛世雄浑博大的庙堂气象、家学渊博之大家的显耀、个体的宽厚刚直以及人生的历练全部注入笔端,有种脱开字形而成大美之意向,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无法胜有法的境界。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评价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欣赏《颜氏家庙碑》时有一个秘密,是不到碑林的人无法体验的,从45度角去观看碑上的字,立刻感到其跃动之势凸显,筋络分明,仿佛真得看到颜鲁公运笔的过程,宽舒圆满,雄厚刚健,雍容大度之气势,令观者文化学养经历一次真善美的洗礼。
颜真卿三十多岁时,曾两次专程前往洛阳拜谒张长史,这两次拜访是他主动拓宽书法艺术的学养,追求更高境界突破的重要契机。颜真卿以他和张旭关于书法的对话编成《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这表明他已经开始思而创之。有关草圣的传说不胜枚举,站在他的《断千字文》碑前,被其草书飘逸狂放而震撼,我想,张旭的狂草,根源于其内心的无羁,内心的真正自由,将心之所悟的情感与灵性毫无限制地挥洒。张旭好酒,或许恰是源于此,抑制了潜意识中固有的条框限制,完全脱开字形的桎梏,甚至情绪达到极致时解开自己的头发醮墨代笔,抛却了工具的制约。这才是所有艺术共有的真正生命力所在,真得也需要我们以十分开阔的胸襟去理解。有理由相信,突破思想固有模式的顿悟,对颜体的最终产生有着重要的意义,经历了种种荣耀与磨砺,他的人品和思想开始成熟,以《颜氏家庙碑》等作品为标志的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也终于到来。狂草与颜体,优美与壮美,异曲同工。同时从另一方面看,颜体的产生也顺应了文字实用性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奠定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总之,中国文字既是一种记录语言的文字,又是情感映射的一种意向,它产生于思想,又突破思想的局限。中国书法在世界各种文字中,得以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存在,其生命力正在于它人文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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