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槛外”读书人与经典名著的关系史（《书林揽秀》自序）

一个“槛外”读书人与经典名著的关系史（《书林揽秀》自序）

文/陈致成

按照《书香文丛》主编秋禾兄的要求，我得依例写一篇以“读书经历和心得”为主题的“自序”，这可真是让我发愁。因为，对于我这个年过五十、学无专长的“槛外”读书人来说，过去三四十年的读书经历无疑是一笔难以清算和审查的“糊涂账”，多数已随着个人历史的烟尘消散在不可回放的时空中，要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就非得穿透时空的迷雾去烛照“黑暗的河流”不可，其难度着实不亚于海上搜救或海底打捞。而此前不久，我才刚刚为让这本小集的内容不至显得过于轻薄和零散而对自己赏读与购藏国外经典名著的旧账作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和审查，感觉已经大伤元气，实在有点害怕再次穿透时空的迷雾去烛照“黑暗的河流”，除非只是笼统地回忆、缕述读书藏书和买书淘书的经历以及心得，无须涉及具体的时间地点记录、品种数量统计和过程环节描述。

其实，在因“超级冗长拖沓”而不得不分为上下篇的《关于国外经典名著读藏的旧账清算与欠债忏悔》一文中，我已经基于自己在国外经典名著读书和藏书领域里摸爬滚打的经验和教训，对自己三十六七年来的读书感受和认识作了一番归纳总结，并形成六条心得体会与同好书友分享：第一，千万不要有舍不得心理，也就是类似于好东西舍不得吃的心理；第二，应该尽早鼓起勇气干掉大部头必读书，尤其是自己确认想读的；第三，千万不要长久等待，无论等待的是大块的时间还是合适的时间；第四，读赏经典名著一定要朗声诵读，即使条件不许可，也应该默读；第五，想要有的放矢地读赏经典名著，必须借助推荐书目和书评书话；第六，相对于读赏中国古典名著，读赏国外经典名著更需要讲究版本。对此归纳总结，我自认为还是相当切要和比较到位的。

当然，应该说，虽然大致相通，但国外经典名著的赏读与中国古典名著（即国学经典名著）以及现代经典名著的赏读在方式方法的讲究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其间不仅有语言文字的区隔和陌生所带来的理解和接受上的困难因素，还有它们各自对于我们人生和职业的重要性之差异因素。毕竟，作为中国读书人，我们不但生长在中国，以汉语为母语，同时绝大多数还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由此，中国经典名著尤其是国学经典名著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意义和价值便在很大程度上大于和高于国外经典名著，比如《论语》、《老子》和《红楼梦》的意义和价值就大于和高于《圣经》和《战争与和平》，或《白鲸》，或《浮士德》，或《悲惨世界》，或《大卫·科波菲尔》。而既然意义和价值更大更高，那就更得精读以至再三赏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点扯远且不知所云了，我这就打住。话说秋禾兄建议我写一点北大在读期间买书淘书于海淀、琉璃厂、王府井等地的“珍闻”，出于如上所述原因，我虽有心恭敬，却又着实无力从命。倒是围绕“读书经历和心得”，从早年说到北大在读期间，再说到参加工作和进入社会后的两三个主要“历史时期”，似乎尚有可勉力处。因为，这就把一篇主题明确、需要有所构思的随笔文变成平铺直叙、不必往深处想的“流水账”了，而“记录”“流水账”则我还是比较擅长的。与此同时，将“读书”的概念暂且确定为“读经典名著”，再结合职业经历和人生际遇，将自己的“读书经历和心得”升华为“从读书治学到读书修身的经历和心得”，这样就更有意义和价值了，于己于人都大有裨益！——事情似乎就应该这么做。可是，“照此办理”又该从何说起呢？

虽然我的课外或业余阅读历史可以上溯到1976年至1979年的初一至高一阶段，但应该说，那个阶段的阅读总体上还是自发的，也就是一种基于求知本能的无意识阅读行为，选择性不强，既缺乏计划，也没有方向。直到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才有意识地选择了三种小说来赏读，这就是《浮沉》（文革前小说，曾于1957年改编为电影《护士日记》）、《青春万岁》和《三国演义》通行本，揭开了“大规模”读享古今中外经典名著的序幕。而考上大学则为我“大规模”读享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提供了时间和精力上的保障，正式开启了我个人阅读历史的自觉阶段。随后，四年的大学本科教育又为我提供了理念和方法上的支持，渐渐将我的阅读行为由基于学文需求的方向纳入基于治学目的的轨道。

从基于学文需求的读书方向转换到基于治学目的的读书轨道的过程大致发生在1982年秋冬到1984年冬春之间，差不多就是从大三上学期到大四上学期的三个学期中。1982年秋冬之际，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两件相当影响我的读书生活的大事，其一为我追随包括张勇和英年早逝的唐啸风在内的多位同窗师兄、师姐发起创办了系级学生文学性、综合性丛刊《野草》，并作为编辑部主要成员之一参加编辑工作，截至1983年夏秋合计出刊四期；其二为我加入了由秋禾兄倡议发起，王余光、邱明斤、姚伯岳、王德胜诸兄参与谋划，联合文史哲各系爱好国学的同学共同创办的校级学生国学研究社团学海社，并作为文学编辑以至副主编参加社刊《学海》丛刊的编辑工作。

当时那个阶段，我正沉迷于中国古典诗歌（包括学习赋诗填词），由此，我乃希望自己将来能在古典文学方面有所造就（包括撰成一部《中国诗史》专著），同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流的编辑家。截至大学毕业前，因着撰写本科毕业论文《试论中国文学文献目录学》颇有心得，又加上希望自己能在目录学方面有所造就（包括撰成一部《中国目录学研究》专著）。如今回头去看，这份志向自然是有点贻笑大方了，因为事实已证明我只是一个一无所成的“槛外”读书人，但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从当时所处的位置和环境、曾经具备的基础和条件以及自身审美和治学能力的发展情况出发，如此立志却也并非异想天开。

由于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本科八零级学生是分成两个班六个组，分别跟随中文、历史、经济、数学、生物、计算机等系科本科生学习基础课的，而我是分在历史组，所以，按道理，我是不能像分在中文组的秋禾兄那样纵情于文学海洋的，但我却把整个大学在读时期的大部分课外阅读时间都花在文艺书籍上了，不但赏读了诸多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包括近现代日本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名著，也研读了一些文艺理论批评教材和专著。同时受秋禾兄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散文也颇为钟情并始终重视（不过，我喜爱鲁迅的散文和杂文却与一位身在上海的小学同窗老友有关），而晚些时候以及大学毕业后，则又受同窗师姐曹雅学的影响，对现代诗及其写作以及西方文艺理论批评发生强烈兴趣。

大学在读期间，出于共同的爱好和相近的趣味，我分别与秋禾兄和啸风兄走得最近、交流最多。其间，与秋禾兄的交流更多地与读书藏书和国学文学有关。而且，秋禾兄不但在同窗四年中与我就买书淘书多有交流，而且在大学毕业、天各一方后也时有过往和沟通（有一次甚至还在上海福州路上上海图书公司旗下的上海书店里不期而遇呢）。所以，他才会建议我在这篇“自序”中写一点北大在读期间的买书淘书“珍闻”。其实，秋禾兄不知道，虽然那个时期我曾经买过为数不少的古今中外经典名著，但是后来却所剩无几了，因为就像我在《关于国外经典名著读藏的旧账清算与欠债忏悔》一文中所坦承的那样，早年（包括大学在读时期和某高校图书馆供职时期）我曾经不断重复地做着一件“完全不知所为、简直不可理喻”的荒唐事——“买了又卖、卖了又买”，也就是把新书当作旧书处理，提到当年的中国书店或古籍书店去卖掉，换“几个铜板”回来，然后继续买新书，所以，除了愧恨难当地忏悔这种“自残自毁”的“剔书”行为外，实在也说不上还有什么有趣的“珍闻”可与同声同气的诸多书友分享了。

关于买书淘书，我想说的是，如果淘书仅仅是专指淘旧书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大学在读时期还谈不上有太多淘书经历和经验，因为那个时期正值国内出版界大量重印、再版和初版国学经典名著和国外经典名著，我的心思主要集中在这些新书上，还顾不上文革前出版的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同时由于我主要地还是属于为读书而藏书的一派（即不是为藏书而藏书的一派），在版本上看重的首先是内容的完美和外观的完好，并不在意是否珍稀，甚至也不追求初版，所以对于纸张发黄变脆、不宜经常翻检的民国版石印本、排印本旧书就更没有兴趣了。也只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出版的国学经典名著和国外经典名著变成旧书后，我才对淘书有了真正的兴趣。这就是说，大学在读时期我的买书淘书活动的对象主要是新书。当时买书淘书常逛的书店大约有二十家左右，包括北京大学新华书店、海淀新华书店、海淀中国书店、五道口新华书店、五道口外文书店（内部书店）、西四新华书店、西单新华书店、琉璃厂中国书店（总店以及邃雅斋、汲古阁、来薰阁）、王府井新华书店、东风市场中国书店、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商务印书馆读者服务部、隆福寺中国书店、东单中国书店、前门新华书店、新街口新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等。

关于国学经典名著的购藏，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曾经为了《杜诗镜铨》（上下册，上海古籍1980年7月初版）、《温飞卿诗集笺注》（上海古籍1980年7月初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版）和《韩子浅解》（中华1960年8月初版重印本）三书不厌其烦地不断前往琉璃厂中国书店。《杜诗镜铨》和《温飞卿诗集笺注》是我大一时就遇见的，前者是没及时下决心买下来，后者是买了又卖了又后悔了又想买回来，结果就都没了，于是买了其实也相当经典且颇具特色、但却没多久就被我“剔除”的《钱注杜诗》（上下册，1979年10月新一版）；《韩子浅解》是我大三时遇见的（好象是1982年9月三印本），也是没有及时下决心买下来（应该与我买中华1983年1月初版的《荀子简释》无关，但与购书经费不足有关），后来真正想买了却没了。如此这般，直到大学毕业一年以后，我才买到了《韩子浅解》（好象是1985年2月四印）；直到大学毕业十年以后，我才买到了《温飞卿诗集笺注》，而且还不是我想要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版排印本，而是上海古籍1994年9月初版的四库唐人文集丛刊版影印本；而《杜诗镜铨》则过了三十岁就被我遗忘了（其实也不是遗忘，只是过了三十岁，心就浮躁了，加之又陷身于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人也更劳碌了，于是也就没什么心思赏读经典名著了，购藏经典名著的情兴随之索然）。

在《关于国外经典名著读藏的旧账清算与欠债忏悔》一文中忏悔“买了又卖、卖了又买”的荒唐行为时，我曾例举了一个重大事实：我所购藏的最早一批国外经典名著计约72种，如今还留着原物的好象就剩下四种了，也就是说，“存活”比例仅为5.5%。而在国学经典名著购藏方面又如何呢？说到上述三数种书，我随即想到我曾买过的魏晋南北朝和唐五代诗文总集和别集，且不说种类繁多的总集和选集，所有我感觉应当置备的别集，除了嵇康、谢朓、卢照邻、柳宗元、刘禹锡等五位大家名家曾经非常想买而始终没买到，谢灵运、孟浩然、韩愈等几位大家始终没想过要买外，早年我都买过，而如今则所剩仅十数种了。其间，《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1980年10月）、《庾子山集注》（全三册，中华1980年10月初版）、《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12月初版）、《李白集校注》（全四册，上海古籍1980年7月初版）、《白居易集》（中华1979年10月初版）、《元稹集》（中华1982年8月初版）、《樊川文集》（上海古籍1978年9月初版）、《韦庄集》（人民文学1958年3月初版，这本书还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赔”来的）等八种之“得而复失”尤其让我后悔不迭。

大学在读时期之后是为期九年的某高校图书馆供职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如今已年过五十的我来说仍是早年。在这个时期中，我的读书生活一方面与现代诗及其写作以及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相关，另一方面则与目录学研究相关（我并尝试着将自己所掌握的西方文艺理论批评观念和方法应用于目录学研究），而后者产生的直接成果就是发表了八篇目录学论文（严格地说是六篇，因为其中两篇分别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的第一和第三部分，如今尚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可读性的六篇已悉数收入这本小集）。与此同时，大学在读时期在经典名著购藏方面“买了又卖、卖了又买”的荒唐行为在这个时期仍然无所改变，大学在读时期受害的对象主要是外国文学名著和国学经典名著，而某高校图书馆供职时期受害的对象则主要是国外人文经典（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国内出版的国外学术畅销书）。

我是1993年7月放暑假时以自动离职的方式离开某高校图书馆的。对了，突然想起来，这个时间就是余光兄和秋禾兄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初版的两个月后。因为，此前大约一年光景，秋禾兄曾有意提携我，邀我参与《中国读书大辞典》的编辑工作，而我却因那段时间没有心思（如今也想不起来到底在忙啥了）而终未从命。此后，我即陷身于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在北京打了近三年工，做了一年多中文期刊发行主管，做了一年多体育杂志编辑记者。伴随着职业生涯上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但目录学研究中断了，对现代诗及其写作以及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爱好搁置了，阅读方式也逐渐从以图书为主要载体的深阅读向以期刊为主要载体的浅阅读转化。

再后来，我的职业人生就进入了某IT集团上市公司总部任职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跨度是八年有余。我从企业杂志的责任编辑做起，一直做到品牌宣传处负责人兼企业杂志主编，全面主持并组织集团公司战略品牌、形象文化的企划传播以及企业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其间，由于我主编的企业杂志跻身中国第一流企业杂志行列，我也在企业界赢得了“办刊高手”的美誉。这就激发了我“圆一个社会杂志梦，做一个一流编辑家”的热望。在这个时期的前期，我在阅读方式上取得了深阅读与浅阅读的平衡，而在进入后期之后，则这种平衡又重新被打破。而且，这次我就走得更远了，先是VCD影碟、后是DVD影碟，以二战和抗战为主题的电影和电视剧集的赏读和购藏完全颠覆了我的读书生活和阅读方式。此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就几乎不读经典名著了，直到年过五十。

我是2004年11月因大学同窗师兄杨军引荐、加盟商业化运作的《运输经理世界》杂志社担任执行主编而离开某IT集团上市公司总部的。这就开启了我职业人生的又一个主要时期，也就是迷惑于社会杂志梦的时期，时间跨度长达近十一年（只是其间并非供职于同一个单位，而在2006年至2009年的四年中还有两年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而比在北京《运输经理世界》杂志社供职的一年多经历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则是2009年8月至2015年8月在兰州《西部交通运输》杂志编辑部和太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社担任主编和总编辑的经历。虽然最终因杂志运作和公司运营面临越来越大和难以克服的资金困难而并未取得任何成就，同时还不得不选择离开，但个人的杂志媒体运作和编辑理念、自身的采编团队建设和管理能力还是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证实和高度强化。与此同时，虽然两份杂志都只是小杂志，只是在行业和系统内有不错的口碑和一定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我也算是过足了主编一份社会杂志的瘾。

年过五十以后，突然又很想读一些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没读过的一流和奇特的文学和人文经典名著（包括诗歌散文和随笔杂记）了，于是，我便顺应自己的精神和情感需求重启了经典名著读享之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回归现象呢？我想，这也许有点像我们有时候会突然意识到阳光、空气和水对于我们的生命具有多么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吧，又也许是因为到了知天命之年，又觉得很有必要继续“认识自己和把握自己所处的位置”（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语），又感到经典名著帮助人们实现自我释放和自我证明、达成自我充实和自我矫正的潜在功用很有价值了吧，而此前很多年的我则因急于赶路而顾不上欣赏沿途风景，因埋头营生而顾不上偶尔抬头望天，所以就把貌似只有“无用之用”而缺乏实用价值的经典名著抛开了。——喔，天呐，我这六千字都说了些什么呀？说好的“从读书治学到读书修身的经历和心得”呢？怎么看着像自叙传了呢？这哪还是一篇“自序”呀！

（2016年8月定稿，2017年2月据上科文二样校订）

【陈致成著读藏学思小集《书林揽秀》目录】

自序（一个“槛外”读书人与经典名著的关系史）………………………………（1）

上辑

读过的和没读过的，很想读的和不太想读的

——关于国外经典名著读藏的旧账清算与欠债忏悔（上篇）…………………（1）

舍不得心理和占有欲妨害读好书、多读好书

——关于国外经典名著读藏的旧账清算与欠债忏悔（下篇）…………………（22）

海上复旦旧书店淘国外经典名著记……………………………………………（38）

《宋本广韵》影印本重购记………………………………………………………（45）

中国古人治世安邦与经世营生十六字经………………………………………（48）

《世说新语》版本源流与当代主要注本优劣……………………………………（50）

《荀子》、《红楼梦》和《鲁迅全集》：我最喜爱的三本书………………………（52）

中国古代所谓“三军”的四种含义……………………………………………（57）

“乌龟法”为人处世与养生保健精义…………………………………………（59）

下辑

专科文献目录学：关于专科文献的目录学………………………………………（62）

文献科学系统及其构成解说……………………………………………………（70）

小议书话及其目录学功用………………………………………………………（81）

鉴赏目录学：“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与光大………………………………（91）

论作为文献批评学的目录学……………………………………………………（104）

走向文献科学的普及：文献检索与利用课存在考辨…………………………（114）

词山初跋：词学入门推荐书目[编注]…………………………………………（125）

十六位国学大家举荐国学经典集成叙录………………………………………（132）

“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四种合编评注…………………………………………（160）

欧美“有史以来最佳书20种”排行榜目录学解注…………………………（180）

《伟大的书》推荐的西方经典名著清单………………………………………（196）

笑独行编注：《书林揽秀》，陈致成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初版（亚马逊、京东网上商城、天猫购物商城有售）。该书为读藏学思综合文集，含国外名著读藏札记和推荐书目、国学经典读书随笔和导读书目、目录学学术评论等。陈致成为媒体人兼品牌文化人，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员，早年有志于目录学研究，长期主编企业杂志、行业和系统杂志。

【“语言风趣幽默”，但“表述方式有点委婉过度”——《书林揽秀》审稿编辑评语】

综观全书，可见扎实的目录学学术素养和目录学指导下的读书感悟、淘书历程，颇有“考镜源流”“指示门径”之效。语言风趣幽默，值得一读。

——初审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汪惠民（2016年10月31日）

整体可读性较强，但不乏“掉书袋”的内容，尤以各家书目、书单等较为枯燥。

——复审编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编辑胡欣轩（日期未标明，月份当为2016年11月）

全书内容覆盖面较广，主要是个人的阅读体会和相关见解。作者表述的方式有点委婉过度，但仍可以提供读书方法的一些启示。

——第二次终审编辑、“书香文丛”联合主编、上海《图书馆杂志》常务副主编王宗义（2017年1月25日）

笑独行编注：以上评语系摘编自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书林揽秀》一书（“全民阅读书香文丛”第四辑）四次审稿的流程文件。

一个“槛外”读书人与经典名著的关系史（《书林揽秀》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