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40：韩柳文章万古长！

古代文学40：韩柳文章万古长！

唐代的散文与诗歌的发展并不同步，当诗歌已经发展到高度繁荣时，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才刚刚开始。散文的内容在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与当时政治形式密切相关；就形式而言，是由骈体向散体的过渡，是散文自身发展的要求，历史上将之称为“古文运动”。

安史之乱后，盛唐局面不存，藩镇割据，佛老思想占据主体，宦官专政，农民贫困，一系列的社会局面非常不安。一部分士人怀着忧患意识，打算变革，与强烈的中兴愿望而来的是复兴儒学，韩愈和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想推向高峰。韩愈主张复兴道统，他不是要做孔子的传人，而是“适于时，救其弊”，在韩愈看来藩镇割据和佛老思想是阻碍变革的最大力量，在此基础上他写出《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抨击时政。

柳宗元也是重新阐述儒家义理的重要理论家，但他对儒家“道统”没有兴趣，也不排斥佛教，他重视不拘空名、经世救乱的经世儒学。贞元年间，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等为中坚力量的进步人士，发起了一场旨在打击宦官的政治革新运动，使得贞元年间的弊政为之一清。元和年间继续推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宦官的权势，尽力的去解决藩镇问题。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的改革。韩愈和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的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风途径。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了文以强烈的政治目的 ，去其浮靡空洞而返璞归真，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号召力的古文杰作。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古文理论。其一，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的遗产。这种文学观较之此前的古文大家排斥古人的极端，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二，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倡导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循守旧而志在创新，是韩愈古文理论超越前人的关键。其三，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韩愈发展了“养气说”，进一步强调“郁于中而泄于外”；柳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提出“感激愤排”，这和韩愈的“不平则鸣”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韩柳古文理论之所以重“道”亦重“文”，甚至“文”超过“道”，是受到唐代以来杂文观念的影响。所谓杂文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的，纯文学指非功利性、重抒情的美文；混美文与非美文为一体的，我们称之为“杂文学”。魏晋之后，将美文与非美文以文和笔的形式相区别，萧绎在其著作中把是否有浓烈的感情和声建，词采是否够美作为区分文笔的标准，这种观念更加注重文学的特质，将文学存粹的从杂的境界剥离开来。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除了政治原因还和这些杂文学观念密切相关。他们大量运用“古文”“文章”这样的词语，将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文统包含在内，赋予他们文学的特质，他们也大量写此类的文体，以表现它们的文学地位。

唐初的散文还保留南朝的余风，但在一些总结历史的文章里，已经少了很多夸张的靡丽之文。陈子昂的出现在唐代文风的转变上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他的散文骈散结合，去其雕饰说理严密，气势逼人，使的散文内容沉实厚重，后来张说还在碑志的叙事中杂以议论，对后来韩愈的碑志写法有一定影响。这一时期最好的散文作品出自诗人们的书信和抒情文章，李白和王维是其中代表，他们将诗人的激情注入文中，使的文章有诗的特点，形成了盛唐时期特有的“诗人之文”。韩柳两人在散文创作上的开拓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散文美学规范，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说，将散文引入杂文的发展道路，但在创作中却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其二，韩柳将浓郁的感情注入散文之中，极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功能，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韩文如长江大河，澎湃流转，在文章中抒发志向，以怨愤之辞抒发不平之声；柳文如崇山峻岭，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满个人遭遇之悲，他的游记，渗透了人与自然呢亲和之情，他的议论深刻而明白。总之唐代散文到了韩柳之手，于浑厚中寓有精神气脉，展现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古代文学40：韩柳文章万古长！

韩愈的论说文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等，因其思想多封建之言少文学色彩，故其价值不高；另一类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多不平之鸣，而且不少篇章有反传统之声，于行文之中带着强烈的感情倾向，此类文章以《师说》《论佛骨表》《讳辩》为代表。韩愈的杂文有很多瞩目的讽刺现实，议论犀利的短文，如《马说》，以马喻人，表现人才被压抑的悲愤。韩愈还有一些形式各样，表达对现实社会感慨的文章，如《祭十二郎文》，围绕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表达作者对亡侄的伤痛，缠绵悱恻，凄切无比。除以上文体，韩愈还在传记，碑文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才能，其传记文《张中丞传后序》，记叙张巡旧事，杂以议论和抒情，描写鲜明生动。韩愈的碑志仿佛一组生动形象的人物画，历来为人称赞，韩愈打破传统碑文的空洞呆板，用细节描写将传主的性格心态展现出来，使之不拘一格。他的碑志文有以下特点：其一，在人物刻画上，“一人一样”，用接近小说笔法的文字去写人物；其二，韩愈不仅写墓主人的事迹，还时常借以发议论，寓讽刺，表现强烈的爱憎之情。明代的吴讷评论到“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

正当韩愈活跃在政治文化中心，奋笔疾书的时候，柳宗元正在被贬的居所，以冷静的态度思考着一系列的哲学、政治、社会、人生问题，写出了一些哲学论文，还有一批意味隽永的短篇杂文。

柳宗元的杂文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正话反说，借问答体抒发自己被贬弃的幽愤，《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均属此类作品，这种看正话反说，深刻的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另一个特征是巧借形似之物，抨击政敌和现实，如《骂尸虫文》《憎王孙文》《转曲几文》等，或以动物的阴险邪恶来比喻奸恶小人，或以物体的奇形怪状来象征社会，对丑恶行径进行指责批判，语言辛辣，痛快淋漓。

柳宗元的寓言文章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如《三戒》以三种动物，写三件应该警戒的事情，这三则寓言用笔精到而细节生动，其意在讽刺那些仗势欺人的人，但作为一种人生哲理，意义更加广大。柳宗元的传记文和抒情文也有很多佳作，如《捕蛇者说》通过三代人捕蛇的经历，表现人民承受过高赋税的痛苦；《段太尉逸事状》描写了正直官吏段秀实的几件典型事例，作者认为他如同画工一样描绘了段太尉的特征；《祭吕衡州温文》是柳宗元抒情文中最动人的一篇，作者以沉痛的笔调抒发对亡友吕温的哀悼之情，其艺术成就可与韩愈《祭十二郎文》相媲美。

古代文学40：韩柳文章万古长！

山水游记诗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和审美情趣的结晶。柳宗元长期遭受贬谪，身世凄苦，只能寄情山水，悠游岁月。由意在宣泄悲情到表现自然，将悲情沉潜于作品中，形成了柳氏山水的“凄神寒骨”之美。在永州的这些作品中，作者常寻找那些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作者作用象征手法表现自己有才华却不被用的悲剧人生；同时又注重自然景物的真实临摹，又将感情不露痕迹的融注其中，令人于意会中领略到作者的情感指向。如《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等。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真正的艺术性文字，他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的小景物，精心刻画，展现出高于自然的艺术之美。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上承郦道元《水经注》的成就，对山水进客观的描写，但是他也灌注了一股浓烈的寂寥之情，借对山水的传神写照表现一种永恒的悲悯情怀。

韩柳倡导古文的同时，中唐还活跃着一批古文作家。如刘禹锡文章富于才辩，批判性很强，白居易、元稹为文平易畅达。随着韩愈及其追随者的相继谢世，古文领域已经没有了扛鼎之人，他的一些弟子则片面的发展了韩愈提倡的创作主张，追求奇异怪僻，让散文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在晚唐的文坛上还有杜牧、李商隐等作家敢于藐视一切，继续创作散文体，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依然无法挽回古文衰败的局面。在古文衰落的同时，晚唐小品却异军突起，大放异彩，这是韩柳杂说和寓言小品文体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发展，也是晚唐尖锐社会矛盾的产物。晚唐小品有三个特点：一是篇幅短小精悍，随所著立名，无一定文体；二是多讽刺时代之作，批判性强；三是情感炽烈，生机盎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皮日休湖北天门人，胆识过人，往往发人所未发之言，他的小品文如同弹丸脱手，字字泣血，《原谤》一文表现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在明代以前无人敢发此论。陆龟蒙是江苏人，举进士不第，曾做小官，他的小品文现实针对性强，议论也很精切，表现了晚唐人民在起义之前的心理活动。罗隐浙江人，十年举进士不第，后跟随钱塘王钱镠做钱唐令，其文多愤闷不平之言，他自己说“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罗隐好谐谑，遇感而发，文多取寓言形式，一针见血，也有一些文章借古讽今，文笔犀利，情绪激愤，堪称小品佳作。

由于晚唐社会矛盾尖锐一些人热衷于政治，一些人冷眼旁观，但更多人走向了消极颓废之路，视野狭窄，寄情声色，文坛为骈体文所笼罩，文学史也经历一个回还，呈现出复归式演进的风貌。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等人都擅长骈体文，其中李、温、段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三人在兄弟之中皆排名第十六位），他们大力提倡四六文，重词藻，典故，声韵，对偶，向唯美方向发展，并将骈文应用到书信、公文、奏表等文体中，在创作技巧上，他们的骈文则大都精雕细琢，用典精深，词采华丽，风格更为华丽浓艳，李商隐是其中的代表。

李商隐早期致力于写作古文，其《李贺小传》《刘叉》等传记散文生动传神，后因投入令狐楚门下，学习四六，并以此著称。他的骈文除了重视形式美外，还呈现出婉转流畅又典雅清峻的风格，他的文章多精工而不害文意，以说理见长，或以婉曲达情取胜，于骈文中杂以散句，转换自如，文采飞扬。他的《祭小侄女寄寄文》通篇不用一典，用白描手法叙述事情，情真意切，凄婉动人。有论者说“义山骈文，断以此篇为压卷之作。”

李商隐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作品，一味用典，文意晦涩，过于词采，缺乏感情力量，这种文风在宋初风靡一时，成为“西昆体”，直到欧阳修进行诗文变革后，柔靡文风才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