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YangSiR说事-2023.12.06.】 文章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今天感觉有些累，晚间坐在书房里，差不多连头都懒得抬起来，连平时让我为之提神的书柜里的那些书，都有点不太想看了。
书柜上那几本好长时间都没翻的大家散文作品，有点幸灾乐祸的看着我，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虽说平时也喜欢涂鸦，喜欢写一些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文字，但印象中，好像所写的“绝大多数”，要么就是跟自己专业有关的所谓“论文”，要么就是“为赋新辞强说愁”的一些无病呻吟式的苍白。偶尔为了某个目的，某种需要，也写一些类似于歌功颂德类的“读书征文”。而且这种题材的文章，着实让我获得了不少的“荣誉”，也因此而给人一种很不公正的印象，认为我是“会写”的、“能写”的人。但事实上，我自己并不觉得自己会写。因为我所有的“作品”，所有的“文字”，几乎都与“散文”无关。严格意义上说，我写不了散文。在我一贯的印象中，所谓散文，无非就是用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成的绣花枕头，中看而不中用。
但凡事均有例外。尽管自己不擅长写散文，但优秀的散文作品，我还是会很认真的品读一番的。在我的印象中，我最喜欢的散文类“大家”有三位：沈从文、周作人和汪曾祺。原因很简单，这三位老先生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淡而无味”。但真的“淡而无味”吗？“淡”是肯定的，“无味”就未必。事实上，这三位老先生的文章，如同陈年老酒，愈陈愈香。
尽管当年，专科学的是“历史”，但本科读的却是汉语言文学。遇上《边城》便开始“结识”了沈从文老先生，对他娓娓道来的闲淡文笔喜欢得不得了，遂遍寻其文字踪迹。十几年下来，凡沈老先生的作品，基本上都看了一个遍。而且，非常荣幸地逮着了一个去湘西的机会，寻找先生年少时的踪迹。也尝试着用老先生“教”的方法来练笔码字，先后泡制出诸如《月湖印象》、《湘西寻梦》等所谓的“散文”。但每每细细咀嚼，总觉得不得劲，总觉得自己的文字没有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内容，但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没能找到答案。直到有一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汪曾祺先生在回忆其授业恩师沈从文执教的一段文字，我才恍然大悟。那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原来，是我的“零件”车得少了。
在沈先生所撰的一本书作中，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这是典型的沈先生的风格。他的文字，平铺直叙，没有做作，也没有花拳绣腿，但却让人觉得真实、真诚。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跃然纸上。所以每次看先生的作品，都会让人有一种很强烈的“代入感”，有一种“越看越入味”的感觉。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周作人先生，最先了解他，是因为他是鲁迅先生的弟弟，而且因为娶了一个日-本女人而被别人当作“文化汉-奸”。事实上，他是不是“文化汉-奸”，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只是钦佩他的文才。他的文才，在我看来，比其乃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如果只是因为娶了一日-本女子而为“汉-奸”，这种做法本来就是一种“莫须有”，对此，一笑了之是最合理的处理方式。
很早以前就买了一本先生的《苦茶随笔》，一直珍藏着，有事没事的拿出来翻翻、看看，也是一种乐趣。先生的文风很朴实，但其文字后面所蕴藏的智慧和意境，不加细嚼是无法体会到的。先生认为，文章是状态的流露，好文字能成功地传达经验，因而基底里往往是常识。先生在《关于写文章》一文里，明确提出，“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也正因为如此，先生对文学的看法近于常识。“其一，好文字是浸在自己性情里的见识与趣味，所以从不屈己从人；其二，拿腔作调最是为文大忌。腔调是什么？是凡事都煞有介事的样子，处处流露出非凡的自觉，好像要把读者也装订成册。”所以，品先生美文，如同品饮陈年佳酿，入口味淡，意境绵长。
遗憾的是，真没办法把先生的“作文”方式给学过来。
三位“大家”中，留给我印象“最少”的，是汪曾祺先生。我只知道汪先生曾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师，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其行文风格与沈先生颇为类似。
一直想好好的了解一番汪曾祺先生，但我这人，总是不具“恒心”，很多事情上没有“持之以恒”，所以这事，一直不曾有什么动作。也因此，对汪先生的作品，几乎很少有过多的深究。
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一次，去好友田崇律师家作客，除了喝茶，还参观了他的书房。很意外他的藏书居然不比我少，除了一些跟法-律相关的专业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方面的书籍。而在不经意之间，却发现了一本《汪曾祺精选集》，颇为欣喜。老田估计已经明了了我的心思，便很客气地说，“这本书不错，应该对你的胃口。送你了。”
大喜过望。
回家后，迫不及待的翻开书，《复仇》、《翠子》、《露水》、《受戒》……一篇又一篇。从晚上八点，一直看到凌晨四点多，东方差不多露出了鱼肚白……
不过依我并不成熟的看法来说，我认为只有周先生的《苦茶随笔》可以算作是散文，而沈、汪两位先生的作品，说是“小说”可能更恰当。因为他们的作品，包涵有相对严谨的故事情节。特别是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其“小说的散文化倾向”更为明显。他的小说“回忆性”特点、散文化的结构和由独特的语气、语调和语感形成的平和朴实的语言风格，看得出，应该是受到沈从文先生较多影响的。不过，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他们那种踏实的文风，那种平实的创作态度，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好像已经不太容易找得到了。曾有人评论汪曾祺先生是“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汪曾祺小说在文体上的创造，表现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80年代小说创作中最为流行的方式和观念。按汪先生自己的说法，这也是“汪曾祺之所以为汪曾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罗罗嗦嗦的说了这么多，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唯一清醒的就是，就算我自己写不了什么好文章，但这不妨碍我对“阅读散文”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就算自己的文字真的不怎么样，我也还是一如既往的不作特别修改，写到哪里算哪里。记事本也好，流水账也罢，不管怎么说，总是心情的自然流露吧！
如此，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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