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潭：密营出击之二：前赴后继

        谦卑而忠实地对待历史，以感恩之心善待民族英雄，是一个民族不断成长的根基所在。重走抗联英雄路，拜访抗联老兵，谨以此文献给东北抗联英雄们。    —题记

宗潭：密营出击之二：前赴后继

                        前赴后继

      回望1931年“九一八”之后的中国，我试图小心翼翼地复原当时中华大地上的图景：

      上海滩灯红酒绿，百老汇的歌声依然萎靡；

      东北沦陷，撤出关外的张学良东北军目光悲凉；

      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于瑞京（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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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通电下野，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广州、上海分别召开以后，国民党中央电邀粤方、沪方中央委员来南京举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但粤方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否则不去南京参加会议。迫于粤方的压力，蒋介石于当日通电请辞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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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中国，哭声与笑声相交织，绝望与希望相伴随。

        在哈尔滨的东北抗联展览馆，这座历经风雨的古老建筑，是日军占据东北时的伪警察署所在地，很多抗日英雄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直至牺牲殉国。

        这座饱经腥风血雨的俄式建筑，默默矗立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推门进来，是冷冷清清的展厅。空荡荡的大厅内，没有讲解员，而面无表情的保安在下午四点就要关门拒绝参观者停留。

        我坐在哈尔滨抗联展览馆前空无一人的台阶上，看着络绎不绝的行人。这座英雄的城市里，人们在堵车的困窘中奔波着，这儿已经被很多人淡忘甚至遗忘。

        但是，当我们回望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有一种声音虽然微弱却在白山黑水间艰难地呐喊，从沦陷之日起，中国人民的抗争就已经开始。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听到这种声音并客观写入历史，却是在抗战胜利数十年之后。在这期间，一位位抗联老兵抱憾离世。

        面对这座俄式建筑，我一直在想，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这些英雄？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这段历史？

        在抗联老战士李敏阿姨家，这位已经九十五岁高龄的抗联老兵，给我讲述了当年只有十三岁的她跟随抗联部队转战密林深处的往事，她唱了一段又一段当年抗联战士自己写的歌。

      在她简陋的家里，与她相伴一生的丈夫，同样是抗联老战士的陈雷已经去世。他亲手写的纪念抗联战友的碑刻布满院落。李敏阿姨组织抗联战友后代成立了一个小小宣传队，亲自缝制抗联当年的军服，继续寻找尚未与政府取的联系的抗联英烈后人，演唱感人肺腑的抗联歌曲。

      一幅幅抗联歌谱和抗联英雄照片挂满墙，院落里落叶潇潇，这位衣食节俭的抗联老兵的家就是一座内容丰富的抗联纪念馆。

      面对日渐凋零的抗联老兵，回望抗联历史，我们不能漠视甚至误解，应该正视抗联英雄们的丰功伟绩：

      从党史角度看，抗联是党史教育的教科书；

      从军史角度看，抗联是军事斗争的典范。

      割裂其中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无法完整解读抗联。

      因此，当我在五大连池偏僻的朝阳山，看到乡里自筹资金建立的抗联历史展览馆时，我惊喜地发现，这个坐落在简陋平房里的展览馆，已经试图用党史研究和军史研究的角度评价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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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阿荣旗的呼伦贝尔抗联展览馆，已经全面反映了抗联历史，从党史和军史两个视角复原了那段峥嵘岁月。在阿荣旗的抗联英雄园，庄严肃穆的抗联烈士英雄纪念碑，我们敬献花篮，哀悼抗联英烈。这个倾注阿荣旗人心血和感情的英雄园，树木参天，没有栅栏围墙，免费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市民接受国防教育和节假日休闲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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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阿荣旗的抗联英雄园，看着一座座栩栩如生的抗联英雄雕像，抗联名将王明贵将军后人王昶军热泪盈眶：老人曾经率领抗联将士们鏖战阿荣旗的骆驼山，曾经在毕拉河畔的密林与少数民族兄弟义结金兰，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依然不变。

      相较于有些地方热衷于生态旅游，却淡忘了历史，任抗联密营垃圾遍野管理松懈，这种变是忘本，是舍本逐末，是精神虚无。

      阿荣旗的老书记谭老从领导岗位退下后，专心致志研究抗联、宣传抗联，组织志愿者排演了大型情景剧《浴血兴安》，这种不变是永葆初心，令人钦佩和感动。

      这种变，是无动于衷、不作为，折射了一些人对历史的漠视和麻木，精神上的懈怠与萎靡。

        这种不变，是振奋精神、积极作为，折射了对历史的负责和敬意，折射了人格上的高贵，也体现了抗联英雄精神：国难当头，宁死不屈，前赴后继。

      我曾经问很多军事专家，如何评价抗联历史？但大部分军事专家对抗联历史并没有深入研究，在我接触的抗联研究者中，党史研究专家占大多数，对很多历史问题讳而不言。纵使如此，我在哈尔滨拜访了数位抗联研究专家，他们已经白发苍苍，对抗联历史研究后继无人的状况忧心重重。

        作为后来人，我走进一处处深山密林中的抗联营地，月亮门高耸云天，登高望远，林海茫茫。当我们放下所有的顾虑和担忧，应该正视当时抗联队伍的处境：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1年11月4日马占山指挥江桥抗战，给日军沉重打击。

　　1932年1月28日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

　　1932年3月9日溥仪到达长春，在关东军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

　　1933年3月9日第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

      战火逼近关内，1931年底，在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革命之后，王明选择了重返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而没有选择当时中央作出的战略转移的方向:中央苏区。

      在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再赴苏联的同时,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克服困难局面,顺利渡过目前的严重危机,进行了多次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最主要的是: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鉴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于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重新建立警报、情报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调整了中央特科的编制,由陈云兼任第一科科长,负责总务；潘汉年兼任第二科科长,负责警报、情报；康生兼任第三科(红队)科长,负责打击叛徒、奸细；作出了对在上海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央负责同志逐渐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决策。此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负责同志先后离开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

      国难当头，在日军铁蹄践踏之下勇者奋起抗争，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的抗日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斗争，牵制七十六万日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十八万，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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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3万多人：

      193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师。

      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由原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由原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改编成立，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师3个游击团。

      1936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辖4个师。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由原东北民众救国军改编成立，谢文东（后叛变）任军长，滕松柏（后叛变）任副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6个师。

      1936年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改编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崔庸健）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

      1936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团。

      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由原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改编成立，李华堂（后叛变）任军长，魏长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

      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由原抗日联军独立师改编成立，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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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阅厚重的历史，这一页页沉重的令人震惊。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讨伐”，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令抗联队伍处境艰难。

      1936年以后，因中央红军长征，东北抗联与党中央暂时失去直接联系，更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一枪一弹的支持，孤悬敌后，奋力作战。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称“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在哈尔滨与党史研究专家座谈时，他们呼吁：在党史研究中，对于这段历史应该予以客观公正评价：抗联队伍有健全的党组织，以高度的觉悟和无畏精神，自始至终坚决贯彻党中央战略方针，积极主动进行斗争。同时，因地缘原因，抗联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指挥领导。

        从军史角度看，抗联队伍是在主战场与日军开展正面作战，是一场敌众我寡的非对称作战，或者说是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开展的特种部队战斗。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抗联的作战问题，很多研究者没有去关注。

        当我登上隐匿在深山中的四块石密营旧址，一一寻觅当年抗联部队的服装厂、医院、马场和隐匿在山洞中的会议室，试图复原当年惨烈的战斗：激烈的战斗结束，服装厂的战士们在山洞中的医院为伤病员疗伤，年轻的战士在洞口熬粥，突然一阵枪声响起，在悬崖高处的哨兵发现敌人来不及预警直接开枪射击，抗联战士们扶着伤病员赶忙转移，密林深处奔跑。李敏阿姨回忆：跑啊跑啊，一个塌头一个趔趄，为了吸引敌人掩护战友撤离，大姐们被敌人围追堵截壮烈牺牲。

      被誉为东北抗联妈妈的吕老妈妈，原名梁树林，1895年生于辽宁省开原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珠河县（现尚志市）铁北区救国会会长、游击区区长。吕老妈妈的父亲叫梁启栋，是清末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的堂弟。梁启栋1923年参加革命，是辽宁的地下党员。梁家是地下党交通站。吕老妈妈婚前就曾参与革命活动。1926年，她嫁到珠河县大青川(现老街基乡)，后搬到侯林乡(现长寿乡一曼村)。1932年春，日寇入侵东北后，吕老妈妈家又搬到小亮河（现长寿乡四胜村）。后来她搬到现尚志市一面坡镇居住。

      九一八事变之后，吕老妈妈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1933年10月，赵尚志领导的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后，吕老妈妈任珠河抗日根据地妇救会长。此间，她发动和组织妇女儿童配合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并带领全家投身抗日。她家也就成了游击队的交通站、落脚点。抗联将领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李秋岳等人都曾在她家落脚、开会、吃住。

        1934年夏天，赵一曼从哈尔滨来到抗日根据地珠河县工作，赵尚志把赵一曼领到吕老妈妈家说，她是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的，以后就住在吕老妈妈家里。从那天起，赵一曼白天让吕老妈妈领着，深入到村屯各家各户搞宣传，晚上在吕老妈妈家给儿童团孩子讲故事，教他们唱歌。赵一曼有病时，吕老妈妈精心呵护。在与吕老妈妈朝夕相处间，赵一曼对吕老妈妈的感情日益深厚。有一次，吕老妈妈挎着一筐鸡蛋和赵一曼去老乡家串门，路上碰到了日本鬼子。鬼子问赵一曼是干什么的？因赵一曼是南方人，不能轻易开口暴露身份，吕老妈妈急中生智地说：赵一曼是她刚认的干女儿，是哑巴。以后，赵一曼就认吕老妈妈为干妈。

      1934年冬天至1935年春天，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吕老妈妈的大儿子吕文财、二儿子吕文珍、大儿媳妇吕管氏先后牺牲。面对丧子之痛，吕老妈妈表现得很镇定。事后，赵尚志将军带领三军主要将领专程来到吕家慰问。赵尚志一见到吕老妈妈,就止不住泪流满面。他紧握吕老妈妈的手，跪在膝前发誓：“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您就是我的亲妈!我们来养您，为您送终。”此后，抗联战士都喊她“妈妈”。

      惨烈的战斗，前赴后继的冲锋，写满了抗联历史。在汤原的烈士陵园，一座座墓碑静默无言，抗联六军将士基本上成建制肃立陵园，冯仲云的题词是：“兴安岭麓，松花江岸，革命烈士，浩气长存！”李延禄的题词是：“烈士血染汤旺河，千载流芳万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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