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六反》 第三十一章 隳懦
红林悟道《韩非子-六反》上一章韩非子用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慈母多败儿”例子说明轻刑者所言“轻刑财足则国治”的主张是错误的。
韩非子以现实写实的手法说明为什么“轻刑财足而国不治”,如果按轻刑者所论,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不法者一旦财用足够君主仁爱,按理来说国家就应该能够治理好。这是一个美好的假设,建立在人性自觉觉醒的基础上,可现实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正如韩非子所言那些不法者被抓时都是财用富足和厚爱有加,并且也没有象轻刑者所说见好就收,而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更加奸邪。
再说如果一个不法者在财用富足和厚爱有加后就收手从良,那么之前所犯的奸邪该怎么算。不能因为不法者收手从良就既往不咎,这既不符合社会道德,更不符合法治精神。所以韩非子说所谓的财足厚爱,不仅不能禁止奸邪,反而加重了社会的混乱。
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这就是人性。仁爱治国论者始终没有将人性的整体作为治国的根本,只是将人性阳光的一面做为治国的依据,认为人性是可以塑造编辑的,人性是可以通过感化和教育自觉觉醒从善如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才会有“轻刑财足而国治”的想法。
可惜,人性亘古不变,人性有阴暗的一面,也有阳光的一面。人性先天本有,并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感化和教育只能改变人的思想和价值观。社会道德与国家律法只是将人性阴暗的一面遏制与控制住,并不能改变其本身,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适应人性阴暗面的发生与扩展,奸邪就会发生。
韩非子用很强的逻辑性详细说明了慈母败儿,意思就是要说明财足厚爱并不能起到“国治”的目的,反而害了儿子,导致儿子挥霍无度,骄横放纵。社会意义就是财足、厚爱、经刑、薄税最终伤害的是普通百姓。
韩非子讲完慈母败子的社会实例后,继续从人性的角度讲财足伤民的问题,他认为“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 大凡人的本性,财用富足了,就会懒于劳作;君主软弱了,就会放肆地干坏事。这就是人性,我们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这个意思。社会治安松懈了,不法行为就会盛行。完全安逸完美的生活环境让小白鼠群体都不想繁殖了,繁殖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适应环境了生活就安逸了。但环境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才不断繁殖,这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原因。
对于所谓的财足,多少才是足。韩非子说“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意思是:财用富足还努力劳作的,只有古代的神农;君主治国手段软弱而自己行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参、史䲡。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䲡是很清楚的。
神农,即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这是上古神人,轻刑者是将普通百姓视为神人,这种假设本就是错误的。曾参,字子舆。春秋末期的鲁国人。孔子弟子,七十子之一。以修身和孝行著称,又颇多著述,是一位很有名的儒家大师。身后被尊为“宗圣”。 史䲡(shǐ qiū),字子鱼,故亦称为“史鱼”。春秋时卫国大夫。卫灵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弥子瑕,屡谏不听,史䲡自认未尽职责,临死遗言停尸在内室而不停放在大厅,终于感动卫灵公。孔子称赞他。
普通百姓也不是曾参、史䲡,韩非子举这两个人意思就是告诉君主普通百姓并不是神农、曾参、史䲡,有那么高的修为与觉悟,毕竟这样的人只占极少数,治国还是要面向绝大多数普通百姓,君主要代表全体国民。
【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
管理面对的是集体和整体,而不是个体与局部。我们不能用个体的个性与局部的特性作为管理的依据,否则就会混乱。神农至高的地位,曾参、史䲡至高的品性,都只是个体与局部的特质,并不是普通百姓的特质。君主治国还是要以人性民情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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