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散文)
徐霞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主席的手一挥,挥到哪里我们到哪里……”一支很轻快的流行歌曲从窗外飘进办公室,我的注意力瞬间被这些很特别的歌词所吸引,扭头望向窗外,随着弦律寻找歌者。
窗外,丽日中天,和煦的阳光照着刚刚建成的住宿楼,七八个小伙子身着红色短袖体恤,头戴黄色安全帽,由绳子吊着正在粉刷外墙,他们一字排开从22层依次向下作业,现在刷到七八层的样子,歌声正是从他们的口中发出。他们一边高声唱着歌,一边麻利地舒展着手臂,动作轻盈连贯,娴熟自如。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呼儿嘿哟……”聆听着他们的悦耳歌声,倪视着他们行云流水般挥舞的刷子,我仿佛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快乐心情,一时有些呆了。如此高空危险作业,他们应该如履薄冰、提心吊胆才对,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如此惬意?
看着这一群小伙子充满朝气的青春背影,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我的儿子,想起我与儿子在择业问题上的争吵,就如一块石头投进我平静的心湖,激起一波一波的涟漪……
我们这一代人正好出生于生育高峰期,我们的下一代自然又处于一个生育高峰,激烈的竞争环境让我不得不为孩子的生存前景担心,并非望子成龙心切,只为各种媒体大肆渲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儿子尚未出生,我就订购了“零岁方案”,早期教育,待他长到该入园入学的年龄,又为他选择全市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儿子聪明乖巧,两三岁就能背诵大观楼长联、唐诗宋词,上学读书十分轻松。可是,读到初中二年级,开始进入叛逆期,迷上电子游戏,我苦口婆心劝说未果。有一次,我和儿子上街,天桥上擦皮鞋的小伙子追着我们喊擦鞋。走下天桥时,我对儿子说:看到了吗?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将来我送你一套擦鞋工具,你也到天桥上帮人家擦鞋去。没想到这席话惹恼了儿子,他突然大声叫喊:“你这是职业歧视!擦皮鞋怎么啦?难道不是劳动吗?难道只有你们公务员的劳动才是光荣的?”一连串的问号,硬邦邦地砸向我,砸得我说不出一句话。
长期以来,我总是教育儿子,读好初中,才能进重点高中,进了重点高中,才能考上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毕业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然后才能过上好的生活。如今儿子大学毕业了,拒绝参加公务员考试,声称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自己出去找工作替人打工。为此,我与儿子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儿子说,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我替人打工我乐意,我的生活我做主,有什么不对?
因为儿子的话,我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观念。生活对于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过程,而生命过程又是多样与多元的,并非一个统一的模式,我是否应该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想法?如今的公务员考试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儿子不去凑哪个热闹,本身没什么错,何况职业本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些大道理我也清楚明白。可是,生活没有大道理,作为母亲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面对儿子的执拗,我始终心不甘、意难平。
今天,看到窗外这帮快乐的粉刷工,我的心灵为之一震,思想忽然变得通透起来。何谓好工作?何谓好生活?不是高收入或者高人一头,也不是拥有多大的权力和多少财富,而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从这群小伙子身上,我看到,做一个快乐的平凡的人,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这群小伙子,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人生,对生活,对这个世界与社会,对自己,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子),都不能要求太多。只要人人做好自己,人生就是很好的人生,社会就是很好的社会。
工作,从低处说,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温饱需求;从高处说,是用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一般要占据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如何让工作成为一件愉快的事呢?也就是说不仅让工作成为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成为享受生活的一种载体呢?当然是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而不是因为“身不由己”让自己为工作感到烦恼。工作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快乐工作,儿子的理想就是把爱好与工作合二为一,做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每天工作着,快乐着,我为什么就不理解他呢?我到底是为儿子的生活着想还是自己的面子观念在作祟?是儿子的快乐重要还是我的面子重要?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和终点。生命如此短暂,人生应以快乐为本,生活里没有快乐,就变得黯淡无光了。如果我们每天能够快乐工作,带一份好心情回家,这难道不是有意义的人生吗?
窗外的小伙子们已经粉刷到最低一层了,我欣赏着他们的劳动成果,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快乐便是好人生,祝愿你们一生幸福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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