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时期，上海曾有一所私立大夏大学，是当时国内最早实行导师制的大学，而且特别注重通识教育，在校学生都要文理兼修，当年曾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
校长王伯群先生曾自己捐出白银6、7万两，贷款30多万元，为私立大夏大学建成了300余亩的美丽校园，其中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教职工宿舍、男女学生宿舍、食堂、浴室等建筑群，美丽的丽娃河从校园中穿过，是当时乃至今天上海最美的大学校园。
王伯群（1886—1944）原名王文选，字伯群，贵州兴义人，1886年9月12日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府景家屯，其舅父刘显世曾任贵州都督、督军兼省长，其胞弟王文华曾是民国时期陆军上将，贵州兴义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也是著名历史人物张之洞、何应钦的家乡，而何应钦还是王伯群的妹夫。
王伯群自幼随父亲王启元学习易、书二经，兼学阳明学、四书等典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8岁时入兴义笔山书院，从文史大家姚茫父、熊范舆、徐叔彝专攻《孟子》、《左传》和数理之学，其一手漂亮的书法、文笔以及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痴迷，均是在笔山书院期间打下的基础。
1905年，王伯群等四名贵州子弟以贵州首批官费生被选送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学习，后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直至取得硕士学位。
王伯群
王伯群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孙中山、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并对其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孙中山倡导反清革命的影响下，王伯群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与孙中山等同盟会会员常相往还，砥砺切磋。
1912年，王伯群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加入了由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培植和发展革命势力，并应时任《大共和日报》主编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并以此作为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阵地。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在北京组建了民主党，与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进行对抗，次年5月，民主党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组建为进步党，梁启超邀请王伯群出任进步党干事。
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了维护袁世凯而摇旗呐喊，遂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梁启超则出任素有“人才内阁”的司法总长。
1914年1月，袁世凯依据黎元洪等人及政治会议的意见，强行将国会解散，王伯群应邀赴京参与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其后不久，袁世凯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并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可以连选连任。王伯群在工作结束之后，即返回贵州，协助其舅父刘显世主政贵州，并担任护军使署参赞，积极推动护国运动。
1915年，王伯群曾以黔省代表之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政治会议，参与调查北洋军队动向，“尽得其窳腐之情形及蠢蠢欲动之阴谋”，遂与梁启超、蔡锷等人磋商并确定，以滇黔为发难之地，公开举起反对袁世凯的大旗。
这一年12月，王伯群从香港经越南抵达昆明，将反袁之举通报唐继尧、李烈钧和熊克武等人，游说并力促他们反袁。王伯群回到贵阳之后，又与胞弟王文华、戴戡召集黔省优秀官兵进行筹备起义之事。
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率先在西南边陲打响了护国讨袁的第一枪，王伯群劝导舅父刘显世积极响应，策动贵州独立，助胞弟王文华率部攻击湘省，滇黔异动震惊海内外。黔省独立之后，王伯群先后出任贵州护军使署总参赞、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黔中道尹等职。
1917年7月，皖系军阀段祺瑞已经实际控制了北洋政府，曾拒绝恢复被解散的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力主对南方用兵。孙中山遂于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并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发动了护法运动，出师讨伐段祺瑞，从而在中国形成南北政府对峙的局面。
1918年，王伯群代表贵州省长公署奔赴广州，积极参与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运动。王伯群曾以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的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并受贵州督军刘显世的委托，作为贵州省全权代表常驻上海总理事务。
1919年，为了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王伯群与胞弟王文华曾建议修筑柳州至重庆之间的铁路，并代表贵州省与外商签署合同，但就在正式签署合同之时，却因铁路建成后受益分配问题被质疑，从而导致谈判终止。
1920年11月，王伯群随孙中山、唐继尧到回到广州，重举护法大旗，并恢复了广州军政府，王伯群出任交通部长，其任内劳绩卓著。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王伯群出任总统府参议兼交通部长，因其弟王文华遇刺身亡，王伯群又被委任为贵州省省长，但王伯群在回贵州赴任时受阻，转而奔赴上海继续从事国民革命活动，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校，为建立一支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孙中山倡议南北政治协商，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1924年6月，私立厦门大学发生学潮，这次学潮是因为校长林文庆提倡“尊孔读孔以保存国粹”而引起，部分师生发起了“驱林”运动，但私立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支持了林文庆，从而导致厦门大学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9名教授带领200余师生离校，赴上海筹建私立大夏大学，教授们推荐王伯群出面组织校董会，公推王伯群出任董事长，聘请马君武担任第一任校长，大夏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私立大学，设文科、理科、教育科、商科和预科。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王伯群随孙中山北上奔走各方洽谈，孙中山还曾赠送王伯群一句五言联语：“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以示激励和劝勉。
孙中山手书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之后，王伯群从北京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国民革命活动。此时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王伯群受邀出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出任政府主席，并与蒋介石等8人组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取消各地方部队名称，同一称作国民革命军，并于7月9日从广州开始东征，史称“北伐”，1927年3月22日，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后，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1927年初，私立大夏大学校长马君武应邀回家乡筹建广西大学而辞去校长职务，大夏大学改校长制为委员制，由王伯群兼任委员长，1928年后又改回校长制，由王伯群出任校长，欧元怀出任副校长并主持校务，此时学校发展迅速，在校人数已达千人以上，管理层决定为大夏大学建立永久性校舍。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王伯群出任代理交通部部长，几个月之后，又正式出任交通部部长并兼招商局监督，王伯群在国民党内还是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蔡元培因所兼事务繁重辞去第一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提议由王伯群以交通部长兼任第一交通大学校长。
1928年7月1日，王伯群正式宣誓兼任交通大学校长，主持监誓的蔡元培认为交通部长兼任校长有三大益处，一是有利于为国家培养应用型人才；二是办学经费容易筹措；三是所培养人才可以学以致用。
王伯群在任内对交通大学进行改组，将上海、唐山、北平三校合并，组建为“交通部直辖交通大学”，全校分三地办学，上海本部设电机工程、机械工程和交通管理三个学院，唐山设土木工程学院，北平设交通管理学院分院。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增设铁道部，由孙科出任铁道部部长，交通大学划归铁道部管辖，王伯群不得不辞去交通大学校长职务，铁道部将设在上海、唐山、北平三处的交通大学合并，统称铁道部交通大学，由孙科兼任校长。
王伯群在交通部部长任期内，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致力于国家交通改革，以适应国家建设之需要，在发展民族交通事业方面多有建树。
1928年秋，王伯群又极力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次年9月正式复校，并定名“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王伯群以交通部长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第一任校长，还亲自为学校题写校训。
1929年3月起，私立大夏大学陆续购地300余亩，在上海沪西中山北路建成永久校舍和一批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等建筑，所需资金都是校长王伯群经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大学获得捐款总额为38万余元，其中王伯群个人捐款就达17万元，学校大礼堂造价11.7万元，王伯群个人就捐了8.2万元，占地66.9亩的丽娃河就是王伯群从无锡巨商荣宗敬手中募来的，为美丽的校园增添了美景，当时军界、政界、商界的重要人物都是王伯群募集的对象，其中就有何应钦、卢作孚、杜月笙等人，充分显示了王伯群广泛的人脉关系、筹资理财和经营管理之才能。
大夏大学校舍
1931年12月底，王伯群因在交通部部长任内大兴土木建造交通部办公大楼、大夏大学大礼堂，尤其是为其未婚妻保志宁耗资30万银元建筑私人别墅，被邹韬奋撰文揭发，，不仅饱受舆论谴责，而且还涉嫌经济犯罪而被检察机关起诉，再加上政坛派系之间倾轧，王伯群被迫辞去交通部部长职务，由陈铭枢接任，王伯群从此淡出政界，开始将后半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到私立大夏大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上，中国少了一个政府官员，却多了一位教育家。
王伯群辞去交通部长之后，被国民政府派为西南专使，前往四川调停军阀纷争，但调停并没有显著效果，在他匆匆返回南京的轮船上，被查出大量毒品，因为这艘轮船为专属轮船，王伯群因此涉嫌走私毒品，再次引起舆论哗然，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职务。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三路突袭上海，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在上海民众的支持下奋起抵抗，私立大夏大学附近为戒严区域，王伯群遂组织学生撤离，并将学校的图书、仪器、标本等教学设备陆续运出，避免学校师生遭战火涂炭。
1933年秋，王伯群以“复兴民族”作为大夏大学的教育宗旨，倡导和强调“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
1937年9月初，时任私立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与私立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等人商讨学校西迁事宜，组建西迁联合大学，复旦大学主体迁往江西庐山，大夏大学主体迁往贵州贵阳，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批复了这一计划，因此这两所私立大学组成的复旦大夏联合大学也成为抗战期间第一所联合大学，开创组建联合大学之先河。
王伯群随大夏大学迁往贵阳，始终为学校的事务操劳和经营，贵阳是王伯群的桑梓之地，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广泛联系校舍，最终将大夏大学设在了原贵阳讲武堂内，开始雇工修建校舍，并从上海抢运了数百箱图书和仪器，确保了大夏大学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
1938年6月，在王伯群主持下，大夏大学增设了大夏大学附中，为学校增加了生源渠道，再加上招收内地流亡学生，大夏大学发展很快，原讲武堂校舍不够使用，王伯群开始多方游说和劝募，筹得募捐款项在贵阳郊外花溪2000余亩开辟新址，完全解决了学校用地，确保了学校健康发展，像这样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时期的大学中，可谓是一枝独秀。
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以组建国立贵州大学，此举遭到大夏大学师生的一致抵制，迫使教育部收回成命，继续维持大夏大学的名称和私立大学体制。
王伯群曾坦言：“贵州为余故乡，大夏是余与一班教育界优秀人士所共同耕耘者，际兹抗战期间，余力主将大夏由沪迁黔，今天在余手里毁灭了大夏，改为国立贵大，且出任国立贵大校长，乃属‘卖校求荣’，余实无以面对诸生。因余平日训练青年，要忠于人、忠于事、爱母校、爱国家，而今天自己变节，良心不能交代也。”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患胃溃疡在重庆陆军医院逝世，终年只有60岁，大夏大学校长由欧元怀继任，当时欧元怀正在贵州省教育厅厅长任上，毅然辞官回到大夏大学掌校，欧元怀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主攻教育心理学和教育行政，是一位从事高等行政教育的行家里手。
欧元怀
1946年，在欧元怀校长亲自主持操办之下，私立大夏大学顺利地迁回上海原址办学，为了还念和追思老校长王伯群的历史功绩，大夏大学师生在校园内修建了“思群堂”，以铭记和纪念王伯群校长，正是由于王伯群主持私立大夏大学二十余年之故，大夏大学才在上海滩众多高校中崛起，成为上海私立大学中的巨擘，素有“北南开，南大夏”之说，由于其师资之强、校园之美、声誉之隆而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
思群堂
1951年10月16日，在大夏大学原址上成立了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育家孟宪承教授被任命为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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