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李宗恩曾长期工作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临危受命创办了国立贵阳医学院，为抗日救国培养了一大批医疗救护人员，抗争胜利后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二任中国籍院长，而且是最具实权的院长，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中国医学界最大的右派。
在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曾经广泛流传“北协和、南同济”之说，所谓“北协和”就是指北京协和医学院，而“南同济”则是指同济大学医学院，它们都曾是中国最顶级的医学院校，前者由美国人创办，后者由德国人创办，而著名热带病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李宗恩则曾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二任中国籍院长，而且是最具有实权的院长。
李宗恩
李宗恩（1894—1962）江苏武进人。1894年9月10日是中秋节，李宗恩这一天出生于武进青果巷一个官宦之家，其出生的这一年也为甲午年，适逢慈禧60周岁，慈禧为了庆祝自己的60大寿，特开甲午恩科，李宗恩的父亲李祖年就在这一年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即金榜题名又喜得贵子，李家可谓双喜临门，李宗恩的祖父就给长房长孙取名“宗恩”。
李祖年曾经出任山东文登、历城、泰安、益都等地知县以及山西武宁、泽州、汾州、太原等地知府，民国初年还曾担任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署长等职。
李宗恩幼年入读私塾，1902年及至学龄时，进入其父亲在山东益都知县任上创办的一所新式小学堂读书，1909年又被父亲送入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办的上海震旦学院学习法文。
1911年初，李宗恩的七叔李祖鸿从英国来信，其是官费留英生，因省吃俭用而积攒了一笔钱，信中告知只要家里再贴补一点，就可以再送一个人去英国读书，李祖年因此决定送长子李宗恩去英国留学。
1911年夏，17岁的李宗恩剪掉辫子，乘邮轮远赴英国留学，因为没有英文基础，就先入预备学校补习英文等课程，1913年进入英国老牌名校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学习， 格拉斯哥大学始建于1451年，是全球最为古老的10所大学之一，而李宗恩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读书，完全是因为他七叔李祖鸿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的缘故。
1920年，李宗恩从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又进入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1921年4月至9月，李宗恩参加了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组织的赴西印度进行热带病考察活动，这对一个外国留学生来讲，简直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荣耀”，1922年1月，李宗恩获得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硕士学位。
留学时的李宗恩
1923年，李宗恩从英国回到中国，这一年的中秋节，29周岁的李宗恩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与表妹何晋完婚。李宗恩在英国的最后几年，常常收到父亲催他回国完婚的信件，李宗恩在出国之前，就曾央求祖母为他定下与表妹何晋的婚约，但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当年的婚约早已被现实冲淡了，李宗恩爱上了他的一位英国女同学，甚至准备在英国西部一家医院工作，但面对父亲的催促，他只好向英国女友表明心迹，并取得了她的谅解。
李宗恩应北京协和医学院之聘到校任教，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为北京协和医学堂，1906年，由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创办，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以20万美金全资收购了协和医学堂，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校园建设，一切均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蓝本”。
1917年9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之下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办预科和附属医院，附属医院即为北京协和医院，1919年10月，正式开办医学本科，学制为8年制，1920年起又开办了护士学校。
1921年9月15日至22日，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校名确定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名字为PUMC（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这是中国医学史上一次历史性盛典，北京协和医学院形成了“教学、临床、科研”三足鼎立的架构模式。
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时盛况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有前途且高质量的男女学生，其毕业生是可以做医师、教授和科学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办学起点之高，在整个亚洲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全部都由外籍人士担任，以后陆续有中国人加盟，也都是非常顶尖的精英人才，如刘瑞恒、吴宪都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林可胜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大学的博士，这三人先后加入协和的时间顺序为1918、1920和1925年，而林可胜于1927年升至教授时，才是北京协和医学院中第一个华人教授，由此可见，北京协和医学院用人标准之苛之严之高。
1923年至1937年，李宗恩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了14年，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等职务，一直工作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李宗恩在协和工作期间，主要研究寄生虫病、尤其是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有各种实验仪器，许多玻璃器皿中养着各类蚊子，因为研究疟疾、丝虫病、黑热病等热带病，蚊子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些供实验用的小白鼠等，当时李宗恩和梅乐尼（H.E.Meleney）领导的热带病研究所，经常发表有关疟疾、丝虫病和其他热带流行病论文，这些论文都有新的观察发现，实验数据充分且科学性强，在国内外医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八一三事变”时，已经晋升为教授的李宗恩恰巧在上海，应中华医学会之邀，李宗恩在上海“中西女中”筹办了一个临时难民医院，中西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因战时不能开学。李宗恩很快就组建起了一个临时医疗班子，专业成员大多都是他的同僚或学生，而非专业人员都是一些志愿者，其中也包括自己的亲戚，所有专业和非专业的义务人员，在李宗恩的带领和指导下，一切救护、医疗、护理工作都必须按正规医院秩序进行，这个临时难民医院在初具规模之后，李宗恩就从上海返回北平。
沦陷中的北平，已经完全处于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北京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一样，在美国星条旗的庇护之下，准备继续在沦陷区办下去，而身为中国人的李宗恩却不肯当亡国奴，他在将家眷安排妥当之后，只身南下武汉，准备在武汉筹办武汉医学院。
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曾是李宗恩伦敦大学的同学，战前曾邀请李宗恩到武汉创办医学院，但此时的武汉已经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且正在遭受日军的围攻，而国民政府也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在武汉进行大会战，武汉局势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为了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大后方贵州省贵阳市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医学生，为他们创造条件，继续完成学业，让他们成为国家急需的医务人员；二是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医学院，为发展和改善这一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人才。
王世杰委托李宗恩负责筹备创建贵阳医学院，并将原来准备投给武汉医学院的拨款，转投给了贵州医学院筹备委员会。1931年12月31日，教育部在汉口成立了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会，聘请北京协和医学院李宗恩、公共卫生专家朱章赓、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杨崇瑞等教授为筹委会负责人，并在汉口、重庆、西安、长沙、贵阳设立招生处，招收流亡的医学生及护士助产学生，约有近300人报名登记。
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在贵阳挂牌成立，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李宗恩被教育部任命为国立贵阳医学院首任院长，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李宗恩毫不踌躇地肩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国立贵阳医学院原址
在国立贵阳医学院初具规模并正常运行之后，李宗恩前往重庆教育部述职，但他在重庆却遇到了麻烦，因为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出任国立大学校长、教导主任和训导主任职务者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王世杰早就向李宗恩提出过参加国民党的要求，但王世杰毕竟是学者出身，又正值卸任教育部部长期间，李宗恩没有接受，王世杰也就不便勉强。
当李宗恩从重庆回到贵阳不久，接替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则是典型的CC派党棍，他在没有征得李宗恩同意的情况下，就与王世杰以介绍人的身份，为李宗恩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并寄来了党证和联名信，李宗恩只好被动的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
但他总觉得有些委屈，这有失一个医学科学家的尊严，而如果这时退还党证，则意味着他必须辞去院长职务，而在这个全民抗战的关键时刻，个人荣辱和去留并不重要，因为他无法向费尽心机礼聘来的教师、医生交代，也无法面对那些从沦陷区投奔大后方的流亡学生。但20年之后，他为自己的这一段“历史”，受尽了屈辱，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抗日战火中诞生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办学起点之高也是令人称奇的，因为李宗恩笼络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而且大多数都出自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务主任贾魁，内科主任杨济时，神经科教授程玉麐、生理学教授柳安昌、妇产科教授李瑞麟，药理系主任周金黄，内科教授王季午。
当然也有其他学校的教授，病理学教授候宝璋来自齐鲁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施正信来自香港大学，以及著名的皮肤科专家秦作梁教授等等，他们在及其艰难困苦的战时环境中，坚持创办国立医学教育，为国家和民族保存和培养了十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让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即便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其精神和信仰令人可敬可佩。
1939年，李宗恩的夫人何晋携三个子女辗转数千里抵达昆明，又从昆明搭乘红十字会的卡车走了七天才抵达贵阳，可谓是一路千辛万苦，但一家人最终能团聚在一起了。
与在北平时富裕生活相比，在贵阳的生活是一落千丈，李宗恩的身体竟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状况，但他都能够坦然面对一切困难，而且总是保持一种乐观和幽默的生活态度。
国立贵阳医学院校舍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终于战胜日本而取得最后的胜利，成立于抗日战火中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因为培养大批医学人才而功勋卓著，李宗恩也因此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而他最终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抉择。
1946年2月，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召开工作会议，聘任胡适、巴乐和威尔逊组成三人委员会，负责遴选北京协和医学院新任院长，当时被提名担任院长的包括刘瑞恒、林可胜、张孝骞、李宗恩等11人，不久，胡适接替施肇基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主席。
1947年3月12日，董事会接受了三人委员会的建议，聘任李宗恩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董事会原本希望遴选一位美国人出任副院长，以执掌大权，因为物色不到合适人选，于是李宗恩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历史上第一位手握实权的中国籍院长，李宗恩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完全是因为他在国立贵阳医学院时的出色表现。
1947年5月，李宗恩回到阔别十年的北平，又回到了他熟悉的北京协和医学院，1948年5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复校并开始收治病人，战前从协和散失的教学医务人员纷纷重新回归协和，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回到妇产科，而张孝骞则从长沙湘雅医院回归并出任协和医院内科主任，但也有人远走他乡，袁贻瑾去了台湾，而林可胜则远赴美国。
李宗恩主政北京协和医学院时期，管理非常严格，职工每天早上7点准时上班，不得迟到，走路声音要轻，说话声音要低，绝对不允许穿硬底鞋，特别是高跟鞋，上班期间不许吃大蒜、韭菜，也不准吸烟，有人去厕所偷偷吸烟被发现，当即就被开除，其管理之严可见一斑。
1948年， 李宗恩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而包括李宗恩在内，北京协和医学院共有7人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这在全国高校中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由此也说明协和医学院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也是在这一年，李宗恩还被英国母校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科学博士学位。
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阅览室
1949年，胡适、傅斯年等人游说和规劝李宗恩去台湾，但李宗恩并没有听从，而是选择留在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他曾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比较幸运的是，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李宗恩能够继续留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但所有美籍高级职员则都回了美国。
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似乎一切照旧，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平静，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最高领导权依然隶属于中华医学基金会，这个机构直接掌管协和的经费、财产和人事权力，1949年至1950年度，该基金会年度拨款为60万美元，其中仅北京协和医院就占了12万美元。
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决定正式接管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委派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卫生部副部长李德全到北京协和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李宗恩当日即电告中华医学基金会：“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这也是北京协和与该基金会的最后一次直接通话，北京协和医学院从此被收归国有。
1950年9月，美国著名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授权指挥联合国部队武装干涉朝鲜半岛事务，并在仁川港实施登陆作战，朝鲜半岛的战火开始向中国的鸭绿江边蔓延，1950年10月19日，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中美之间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由美国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处境则变的敏感而复杂了。
1951年1月18日，美国财政部宣布终止中美之间的一切金钱往来，冻结了中国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或与中国有关的银行账户，包括已经拨付给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洛氏基金，禁运所有准备运往中国的物资，全面封锁和扼杀新中国。
李宗恩继续保持他一贯的行事风格，按照以往的习惯行使其院长职权，并且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掌握“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这就犯了大忌了，为其以后的命运多舛埋下了伏笔。
北京协和医学院原来实行的是八年制医学教育，前三年的基础课与人文科被列为医预科，在医学院本身不具备基础课条件时，这三年的课程就分配给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基础课结业之后再回到协和医学院学习专业课程。
在中华民国时期，全国的大学统统实行五年一贯制，因为协和是美国人创办的，只能采取变通的办法。李宗恩在主持协和校政时，多次倡导恢复八年制教学，他坚持认为没有质就没有量，只有在提高的基础上才能搞好普及，要继续保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水平高质量，就必须实行八年制的精英教育，但这样的教学宗旨，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求。
五十年代初期，李宗恩还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英国医学会及远东热带病医学会会员，1955年至1956年担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
1955年6月，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233名学部委员名单中，没有李宗恩的名字，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因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张孝骞和林巧稚都当选了学部委员，尽管这233名学部委员没有经过学界评议和公示，而完全是由推荐和协商产生的，但惟其如此，才说明了李宗恩落选的诡异。
1956年，李宗恩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当时医学界参加农工民主党的人很多，李宗恩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中都在他之前加入这个民主党派，当年有一个16字的统战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16字方针很具有鼓动性和吸引力，当时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加入了不同的民主党派。
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李宗恩被划为“右派”，但让人奇怪的是，李宗恩被划为右派的时间是1958年1月，而非1957年反右运动的高峰期，李宗恩也许是被当作漏网右派，当时的报纸直指李宗恩是“章伯钧在在医学界的‘统帅’，和党争夺医学界的领导权”，而章伯钧是全国几十万“右派”的总头目，最终也没有能够获得平反。
李宗恩在两个月内，遭受到了十几次大小辩论会的批判，批斗他的罪行包括说协和今不如昔，企图以资本主义教育方向代替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等等。不久，年逾花甲之年的李宗恩被驱离北京，放逐到云南昆明，安排他在昆明医学院工作，先是在门诊部坐诊，后来考虑他年龄偏大，而门诊工作量大，怕他吃不消，又安排他到图书馆去整理外文杂志。
从1959年开始，一批又一批“右派”陆续开始摘帽，尽管“右派”帽子摘帽与否差别不大，但李宗恩的“右派”帽子却一直都未曾被摘帽，直到他去世之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正如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在一篇文章题目所言：“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1962年，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渐行渐远的李宗恩病逝于昆明，享年68岁。李宗恩的“右派”结论，也是在其去世17年之后等到的。1979年，在胡耀邦领导和组织的平凡冤假错案中，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等6大右派不予改正之外，全国几十万右派都获得了平反。
1979年，中共中国医学科学委员会发出了这样一个批件：“1958年1月，将原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同志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本人于1959年调昆明医学院，1962年病故。1979年4月9日经卫生部（党字第42号文）批复，已给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其影响。”
右派的帽子不但让右派本人蒙羞并饱受屈辱，更重要的是累及家庭，尤其是累及子女的整个人生，作为李宗恩的亲人，在漫长而又毫无希望的期盼中生活，是以怎样的屈辱和血泪度过每一天的，它不仅毁了一个家庭，甚至是毁了一个家族。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