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今年6月28日，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055型导弹驱逐舰正式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下水。据估计，她的满载排水量达到了一万吨以上，其部分性能达到了西方海军的巡洋舰水准。055舰的成功下水标志着中国海军在“迈向深蓝”的征途上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其实，人民海军早在建国前就拥有了一艘远洋战舰。虽然她的故事在人民海军漫长而苦难的辉煌历史上仅仅是一瞬间，但却是一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往事。而这艘战舰本身的经历则更是一段传奇。她就是本篇文章的主角——“重庆”号巡洋舰。
“重庆”号巡洋舰
“重庆”号巡洋舰，原名“曙光女神”号（HMS Aurora），是大英帝国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海军假日”时期建造的条约型轻巡洋舰“林仙”级（Arethusa）的第四艘（最后一艘）。舰体长154米、宽16米、吃水深度5米，满载排水量6665吨。如果按照轻巡洋舰的标准来看，她的武备十分强大——“曙光女神”号在1936年下水时装备了6门152毫米舰炮、4门102毫米防空炮、2挺12.7毫米重机枪和2个533毫米鱼雷发射器，后来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需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曙光女神”号被作为皇家海军K舰队的旗舰，参加了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域的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结束后，英国决定将“曙光女神”号等一批舰船交给国民政府。1946年年初，国民政府派出一批海军人员赴英国学习海军。1948年5月，“曙光女神”号巡洋舰和“曼迪普”号护航驱逐舰在国军海军上校邓兆祥的率领下，由朴茨茅斯启航，于8月抵达上海。之后，两艘军舰分明更名为“重庆”号和“灵甫”号（以阵亡于孟良崮战役的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命名）加入国军海军。至此，“重庆”舰成为国军海军吨位最大、武备最强、设施最先进的舰船，由邓兆祥上校担任舰长。
“重庆”舰舰长邓兆祥
“重庆”舰的入列使得国军海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不过，在1948年，人民解放军不断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国民党军队被歼灭或在战场上起义、投诚的兵力达到了惊人的、用军/整编师为单位来计算的程度，其中不乏在抗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例如：先后于上高会战和芷江会战中荣获“飞虎旗”、于孟良崮战役中被歼灭的整编74师，仁安羌解围战的英雄部队、被歼灭于奇塔木之战的新编第38师113团•••等）。显然，在一些国军高层人物看来，有“银色魔鬼”之称的“重庆”舰成了救命稻草一般的存在。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蒋总统身边的红人——国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1900-1954）。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
桂永清，黄埔一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留学德国并担任国民政府驻德武官。1933年，桂永清出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部队长。教导总队是抗战爆发前“中德合作”的产物（详见拙文《回望抗战的“德械师”传奇》，此处恕不赘述），不仅在物质上保证全副德国装备，而且在训练上完全效法德国陆军。为了将教导总队打造国民革命军的“样板师”，桂永清制定了“五不”条令（不抽烟、不赌博、不宿娼、不饮茶、不用热水洗脸洗澡），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复兴社（“军统”）的分支。南京保卫战期间，教导总队官兵在紫金山、光华门等阵地浴血奋战，给予日寇重大杀伤。南京陷落之后，教导总队改编为46师，后又扩编为27军，仍由桂永清率领。此时，德国开始推行亲日外交，德式装备的补充日益困难，27军的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在1938年的兰封会战中，桂永清因贻误战机导致日军第14师团顺利突围、46师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少将在战斗中牺牲而被蒋校长坐了冷板凳——其军长职务被撤销，随后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时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教导总队的短暂历史至此划上了句号。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海军的控制、逐步削弱“闽系”军人在海军中的影响，任命桂永清为海军总司令。虽然桂永清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不堪，但是陆军出身的桂永清不懂海军是客观事实（可能连“重庆”舰的性能参数都不知道）。而国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于其在内战中的迅速失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此，宋希濂将军评价道：“蒋中正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这一点在海军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因而国军海军在内战中频频起义、倒戈、投诚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料补充01：“闽系”】从清末至民国，中国的近代海军人才大多为福建籍。“闽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当时清政府在福州建立了船政局和马尾船政学堂。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多位福建籍海军将领便出自该学堂。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曾为福州船政学堂题字“船政足为海军根基”。从民国建立伊始至抗战结束，以陈绍宽上将为代表的“闽系”军人为中国的海军建设殚精竭虑，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闽系”是一个依靠海军的技术壁垒建立的军事-政治集团，对中国国民党的诸多理念与施政方针颇有抵触。因而，蒋中正在统一全国后仍然保留了出自多个旧军阀势力的海军集团用以牵制“闽系”。
闽系海军领袖陈绍宽上将
1948年9月12日，人民解放军以东北野战军为主力发起了辽沈战役。至10月初，解放军切断了北宁路，并封锁了由东北到山海关内的必经之路——锦州。在辽沈战役开始之前，蒋中正已经察觉到人民解放军将会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起战略决战的意图。但由于国民党党政军事务系统内长期难以解决的低效、拖沓、扯皮的问题（这些直到国民政府退往台湾后才有所改善），以及蒋与手下高级将领的矛盾，使得战机贻误，东北地区的几十万大军在几个月内的时间里按兵不动，成了解放军的瓮中之鳖。直到解放军包围了锦州，蒋中正才下令——“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增援锦州，并携桂永清、周至柔（国军空军总司令）等军政要员亲自飞抵沈阳督战。10月9日，东北野战军以五个纵队（军）又一个师的兵力，步、骑、炮、工、装甲诸兵种协同作战，对锦州发起进攻。至10月15日，锦州城及其周边地区完全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国军守军十万余人被全歼，“东北剿总”副司令官范汉杰中将等多名高级将领被俘。至此，解放军在东北地区完全对国军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辽沈战役
不过，锦州之战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东北野战军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锦州的守军多为国军杂牌，战斗力较差，只能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抵抗。而解放军却在锦州攻坚战中因攻打大城市的经验和进行现代战争的能力不足等原因遭遇了比较严重的损失。锦州攻坚战期间，蒋中正为解救锦州之围，从华北地区调动了11个师的重兵向通往锦州的必经之地——塔山大举进攻。其中，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是国军的精锐部队，在抗战中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是解放军的劲敌。鉴于此，东北野战军在塔山一线加强了炮兵，包括150毫米重型榴弹炮、105毫米轻型榴弹炮和野战加农炮、75毫米山炮和高射炮（除了对空防御还可以平射）等多个型号的火炮分成三线，组成一道强大的火网，严阵以待。
国军方面显然十分清楚，东北野战军拥有强大的强大炮兵和工兵，而塔山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蒋中正命令——以“重庆”舰为旗舰的第三舰队向葫芦岛周围海域集结，以舰炮火力向解放军阵地射击，并派桂永清亲自上舰督战。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条被国军给予厚望的巨舰在此战中的表现可以用“搞笑”二字来形容——“重庆”舰的主炮仅仅向解放军阵地发射了20多发炮弹，随后便脱离战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解放军的地面炮兵火力强大，但更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国军内部众所周知的“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友军除内乱”及其导致的“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优良传统”，二是“外行指挥内行”所必然带来的战力下滑和内耗。因而，人民解放军在塔山阻击战中的胜利是必然的，国军在塔山之战、乃至整个战争中的战败也是必然的。
至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此役，国军被歼多达52万余人；其中不乏在抗战中浴血奋战、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其中包括：参加过“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和富金山阻击战，攻下龙陵要塞的87师和88师（“八百壮士”所属部队）；有“缅甸双子星”之称、全副美式装备，于黑山-大虎山之战中被歼灭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参加过淞沪会战和两次滇西缅北抗战、创下仁安羌解围战奇迹的新七军新38师•••等等。范汉杰、曾泽生、郑洞国、廖耀湘等高级将领起义、投诚或被俘。不久，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又发起了淮海战役（台湾军史书籍称“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国军五个精锐兵团被歼，两个兵团被打残。尤为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参加过淞沪会战、鄂西会战的整编第11师（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姚子青营”所属部队）于双堆集被歼；于桂南会战中打下昆仑关、击毙日军中村正雄少将的英雄部队——被毛泽东赞誉为“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的第五军，和打下松山要塞的英雄部队第八军（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原型）于双堆集被歼。抗战名将杜聿明、邱清泉、黄百韬等非死即俘。与此同时，跟随傅作义将军参加过绥远抗战和太原会战、于1939年冬季攻势中解放五原城的第35军在平津战役中被歼。至此，国军的精锐部队大多数已被歼灭。加上此时“桂系”首领李宗仁逼迫蒋中正“下野”，明眼人都看得出，“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结束后，“重庆”舰返回吴淞口基地。此时，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准备往台湾撤退。而排水量六七千吨的“重庆”舰被国军当作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和向台湾转移物资的一件法宝。当时，“重庆”舰上装满了黄金和银元以用于国军撤台后的海军军费花销，同时还搭载着国民政府诸多重要的海军文件。由于国军海军长期由“闽系”军人当家，蒋中正、桂永清在此时对海军军官们越来越不放心。在“重庆”舰返回吴淞口后不久，桂永清任命他的亲信——“电雷系”出身的牟秉剑中校担任“重庆”舰的副舰长，并授权其监视邓兆祥等“闽系”军官。当时，“重庆”舰上有三百多位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官兵，对于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端与痼疾甚为不满。很快，这一消息便为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得知，进而加速了对“重庆”舰官兵的策反。
停泊于吴淞口的“重庆”舰
【资料补充02：“电雷系”】“电雷系”因成立于1932年的“电雷学校”（School of Submarines and Motor Torpedo Boat）而得名。该校的干部培养方式完全参照效法苏联红军模式建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旨在为国民革命军培养一支完全“革命化的新海军”。因此，该校被称为“海军中的黄埔军校”，其首任校长为欧阳格中将。当时，由于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与日俱增，因此电雷学校的建军思想颇为重视潜艇、鱼雷艇与航空兵等能够“以小博大”的新式兵器。淞沪会战期间，电雷学校改组为江阴江防司令部，其指挥的鱼雷艇部队参加了对日军舰船的攻击，大批官兵在实力悬殊的战斗中牺牲。南京陷落之后，欧阳格指挥幸存的鱼雷艇部队突围溯江西上，随后参加了武汉会战。1938年，欧阳格因马当要塞失守被撤职、扣押，于1940年被处决。
电雷学校校长欧阳格中将
1949年初，我党上海局成立策反委员会，开始着手对“重庆”舰官兵进行策反工作。随后，“重庆”舰上的27名受到我党影响的士兵组织了“‘重庆’号巡洋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同时，我党还争取到了“重庆”舰上的陈景文中校、陈宗孟少校等八名军官。由于“重庆”舰由桂永清直接指挥，吴淞口基地无权过问其事务，因而为起义的保密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月25日凌晨一时，“重庆”舰的起义官兵夺取了枪支弹药，并说服了舰长邓兆祥一同起义。邓兆祥亲自指挥“重庆”舰向位于解放区的烟台港驶去，并于第二天顺利到达。由于起义的保密工作做的滴水不漏，国军吴淞口海军基地并不知道“重庆”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当天早上，执行运输任务的补给舰才发现“重庆”舰不见了。吴淞口基地和海军司令部自知事态严重，不敢向蒋中正汇报。桂永清不断通过电台呼叫“重庆”舰，称自己对不起弟兄们，希望弟兄们回来。但邓兆祥不予理会，继续向北方航行。3月1日，身在溪口老家的蒋中正终于得知了“重庆”舰起义的消息。次日，蒋中正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上将出动轰炸机将“重庆”舰炸毁。虽然空军是国军三军中最受重视的军种，但在当时执行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主持轰炸“重庆”舰的原台湾空军副总司令陈钟琇将军当时是国军空军第二军区少校参谋，他在接受台湾历史作家王丰先生访问时回忆起这段往事：
原来，当时蒋中正已经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而以周至柔为首的空军军官们并不买李宗仁的账。他们早就在李宗仁下令“迁都”广州之前，将绝大部分的飞机连同弹药、油料、辅助器材，以及绝大多数空军人员及其眷属转移到了台湾。大陆的各个机场上基本上没有可以起飞作战的飞机。因而，轰炸机只能先从台湾转场到上海，补充油料和弹药之后才能起飞、投弹。2月28日，国军空军侦察机发现，“重庆”舰停泊于烟台港内。3月2日，四架B-24重型轰炸机从台湾新竹基地起飞，在上海加满油、弹后飞临“重庆”舰上空投弹，但由于“重庆”舰事先做了防空预警，轰炸机被高射炮火力逼退。随后，国军以青岛沧口机场为前进基地，部署轰炸机和侦察机，并将搜索范围继续扩大。
B-24重型轰炸机
3月4日，邓兆祥率领“重庆”舰抵达葫芦岛海域。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正式任命——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原舰长邓兆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虽然由原胶东军区海军支队改编而来的海军教导队已经为人民海军培养了一批人员（详见拙文《从刘公岛到林海雪原，一支没有舰船的“海军”走过的光荣路程》，此处恕不赘述），但毕竟正规的海军指挥机构还没有建立。东北军区决定，除少量高射炮兵留守舰船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岸上。
3月17日，“重庆”号被国军侦察机发现。九架B-24轰炸机立即起飞，但由于飞临“重庆”舰上空时天色已晚，能见度较差，所投炸弹无一命中目标。次日，鉴于P-38侦察机由战斗机改装而来、滞空时间较短，陈锺琇派出滞空时间较长的C-47运输机执行搜索任务。
这天清晨，C-47的飞行员在葫芦岛上空侦察时，发现葫芦岛旁边莫名其妙的多了一座长方形的“小岛”，随后便遭遇了防空炮火的射击，被迫返航。陈钟琇在听完汇报后意识到，那座“长方形的小岛”很可能就是“重庆”舰，而随后前往拍照的P-38侦察机拍摄的照片也证实了他的判断。于是，九架携带重磅炸弹的B-24重型轰炸机再次从沧口机场起飞，“重庆”舰尾部被一颗炸弹击中，当场起火。次日，九架国军轰炸机再次向已经瘫痪的“重庆”舰投弹。“重庆”舰又一次被两枚炸弹命中。3月19日，东北军区鉴于“重庆”舰损毁严重，为避免更大损失，命令邓兆祥组织水兵奉命将舰上的重要设施拆除后打开“重庆”舰的海底门，将这艘巨舰自沉于葫芦岛海域。
沉没后的“重庆”舰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海舰队青岛基地工兵营和某部潜水分队突然接到了开赴葫芦岛的命令。经过了几个月的专门训练，从4月起，工兵营和潜水分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于次年春季将“重庆”舰打捞出水。在完成清理后，“重庆”舰舰体被拖往苏联红海军红旗太平洋舰队大连基地（当时正是韩战最激烈的时期，苏联海军在旅顺、大连的驻扎，保证了中国北方地区免遭美国空军的轰炸。韩战结束后的1955年，苏联将旅、大基地归还中国）接受评估。苏联专家认为，将“重庆”舰修复需要耗资四亿卢布，已经超过了建造一艘新式巡洋舰的价格。而且“重庆”舰建造于30年代，已经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先进水平。于是，这条传奇战舰结束了她多舛的命运。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她被拆解了。
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
人民海军历史上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巡洋舰虽然没能凤凰涅槃、再次驰骋在蓝色的海洋上，但她仍然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发挥着余热——“重庆”舰的武器装备除部分作为打捞费用交给苏联以外，一部分用于解放军海军学校的教具；“重庆”舰的舰体被重新命名为“黄河”号，作为上海打捞局的水上仓库。再后来，“黄河”号改名为“北京”号，成为渤海湾海上钻油平台的一条宿舍船。1982年，“重庆”舰的舰牌被送往军事博物馆展览，接受后人的凭吊。
“重庆”舰的首任舰长、也是唯一一任舰长邓兆祥在建国后历任安东海军学校校长、快艇学校校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和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军衔，1998年病逝。
邓兆祥将军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而中国海军几十年的发展进程尤其令世人瞩目。今天的中国海军正朝着建设强大远洋海军的目标前进，而回想起海军先辈们那段“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这确实是一段充满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难忘往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航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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