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
早在20世纪70年代，特沃斯基（Daniel Kahneman）和卡纳曼（Amos Tversky）两位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了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不合逻辑的，其选择、判断不能与理想模型相吻合，即人类不是理性的生物，并提出了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的概念。
与此同时，特沃斯基和卡纳曼证明有时候非理性是一件好事，但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人类并不总是能够通过仔细权衡做出理性的决定，但我们经常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
为了便于阐述后面的观点，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理性”。理性一般有几层含义：它可以描述基于客观事实评估的思维过程（而不是迷信或情感）;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决定;或者只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本文探讨的理性指的是第一种，即理性决定是基于可靠统计和客观事实的决定，但不一定是最明智的决定。
相信你的直觉
尽管人们越来越依赖“大数据”做决定，但由于自我意识的存在，很难真正地进行理性思考。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对每个选择进行概率统计和潜在风险计算。即使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样做也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境地。基于数据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消除非理性和偏见，即使有可能基于过去的经验创建一个完全理性的决策系统，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对于未来也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指南。
你也许会不服气？我们先举一个现实的例子：金融危机。专家们费尽心力、绞尽脑汁创造了复杂的模型，自认为可以完全杜绝2007年的危机事件，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我们生活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任何试图过于理性的系统都存在一个重大缺陷，会引发黑天鹅事件。
在一个可以计算风险的世界里，理性的方法就是依靠统计学和概率论。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并非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未来可能与过去不同，那么统计数据本身就无法为你提供最佳答案。在现实环境中，我们最重要的决定至少部分依赖于主观偏好。
让直觉引导你
人类倾向于根据本能做出决定，而不是依赖复杂的统计数据。通常，这些本能依赖于启发法（heuristics）和心理捷径（mental shortcuts），即专注于一个关键因素来做出决定，而不去考虑每一个微小的细节。
这些启发法并不仅仅是节省时间。它们在确定最佳选择时也非常准确。启发法可以消除噪音，这些噪音往往会误导过于复杂的分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时简单地资金平均分配方法可以超越最复杂的投资组合。
在一个所有选项和概率都已知的世界里，启发法只能做到更快，无法做到更准，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启发法往往更加强大。例如，识别启发法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更有可能购买我们认识的产品，在人群中更容易发现熟悉的面孔。虽然广告商往往利用这点推销产品，但统计分析证明，与复杂的ATP排名或者其他标准比起来，名字识别可以更好地预测温网锦标赛的获胜者。
特沃斯基和卡纳曼认识到启发法和认知偏差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机制，但这些偏见常常被我们描述为思维过程中的缺陷。也许，认知偏差只是在非常狭窄的环境中的缺陷。因为认知偏差实验都是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目的是让人类决策和概率理论形成鲜明对比，必然存在“错误尺度”放大。
例如，双曲线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是一种常见的认知偏差，它指的是人们会本能地选择眼前的50元，而不是承诺的后面给予的100元。虽然这行为用经济学眼光看起来很愚蠢，但想象一下现实世界的场景：如果你需要用钱（当然不是很急），你朋友现在向你提供一笔钱或者在12个月内向你提供两倍的钱，你肯定会选择立即提供的这笔钱。毕竟，你的朋友可能会忘记，或者违背他的承诺，或者后面的时间里你们的关系可能会变得不好。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变量意味着坚持我们可以迅速获得的任何利益会更有意义。
我们需要头脑发热、情绪化的决定
虽然评论某人头脑发热或过于情绪化通常是对他们思维能力的贬低，但有时情绪化对决策至关重要。有研究表明，那些大脑中管理情绪功能遭损伤的人往往很难做出决定。他们可以衡量利弊，但不能做出决定。
因为产生积极情绪是我们决策的终极目标，如果我们知道什么会让我们开心，我们就知道了要选择那个。找到了你的喜好、欲望以及任何给你带来快乐和痛苦的东西就可以指导你的行为。
虽然情绪化会破坏理性的思想，但有时候过于理性的思考会非常不合适。例如，寻找另一半。在一个好看的高收入的你母亲认可的人，和每当你和她说话时都会让你开心的人之间做选择，显然，不跟随你的内心，你就是个傻瓜。
即使感情无视理性，但有时随着感情走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现实世界可能是可怕的，从严格的逻辑角度来看，乐观主义有点不合理。但它仍然是有用的。
勇气也是如此。勇敢的行为和坚定的信仰往往可以克服那些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和挑战。如果没有对自己能力的一点不合逻辑的认识，就不会产生狂热的非理性的勇气，就不会造就那么多伟大的企业家，那么多改变世界的发明创造。
我们不能独自做决定
在民粹主义兴起（例如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举）之后，人们对人类推理的可靠性产生了质疑。为什么人们会投票去损害自身的利益？
任何决定的社会影响都远非无关紧要。即使一项决定似乎带来了好处，如果被其他人评判为不当，也会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推理在社会决策中的主要作用不是做出决定，而是能够将决定作为理性的东西。有时，我们只是用理性来回顾性地证明这个决定的合理性。
有时，本能会鼓励我们得出与周围人一样的结论。毕竟，关于谁是正确的无休止的争论很容易导致社会排斥。同样，我们会很高兴地不假思索地同意其他人的看似专业的认识，因为这一特性对我们的社会合作至关重要。
即使是导致不合理政治决策的认知偏差也有用处。毕竟，拒绝理解他人的推理并且没有考虑我们的回答如何被社会接受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孤立无援，无法完成政治上的任务。
当然，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的直觉也有缺点。但总的来说，我们仍然比最完美的逻辑思维机器更适合现实世界，毕竟我们是社会性动物。不可避免的非理性，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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