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0年到前449年之间爆发的希腊-波斯战争使雅典成为环地中海的强权霸主及商业、文化、艺术中心。在这个启蒙时代，自由、民主、独立思考受到鼓励。
但要记着，这仍然是奴隶制父权时代，有权利享受这种鼓励的只是少数人。民主的“民”字是有限定的，而且限定的范围很小。罗素在提及雅典民主制时说：“所谓民主制，并没有触动使富人无需压迫自由公民便能享受他们的财富的那个奴隶制。“
回顾西方历史，一个繁荣的民主社会，要么如雅典和大英帝国这样根植于奴隶制或殖民制，要么就是像美国那样靠殖民和奴隶制起家，从而进化成全球经济殖民。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外邦，总得“培育”一个庞大的无福享受民主的底层，才能供养起少数“民”做“主”的富庶生活。对内全员民主又不对外殖民的社会如何繁荣强盛起来，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实践的政治问题。
民主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口上限。雅典城邦在这个时期只有四、五万公民。小国寡民的民主是容易的。即使在现代社会，当人口基数比较小，比如西欧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几千万的人口，似乎还都有表现良好。而唯一大体量的只有美国，目前看，趋势不是很好，新冠疫情把整个国家的问题都放大了，可以看得出来，社会割裂得相当严重，一个口罩问题打了小半年，还在打；两个总统候选人，都被怀疑有痴呆症征兆，三亿多人口最后就推出两个奔八老爷子，这个民选能力也是挺让人无语。更不要说四年前的选举也是两烂选一，连着两届都是这样就说明问题了。总的来说，人性就是这么个样子，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民主能不能解决超大林子的鸟生问题，也是一个问题。
雅典实施过最接近真正意义的民主制：全民抓阄选法官和行政官。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人也可能占据政府要职。所以，这些人需要补习必要的从政技能。同时，贵族和富商也需要早早地培养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提早做好从政的准备。那个时代没有公费教育，只能个人延请付费教师。
这些职业的付费教师被称为智者(Sophists)，是启蒙时代新文化运动代表。他们一方面通过教授思维方法和雄辩术谋生，一方面也担起了哲学家的角色。
修辞法、演讲术、雄辩术是智者教学的主要内容。从好处看，智者们激发了人们的思想，要求哲学、法律、宗教、习俗、道德、以及社会制度都要经得起拷问，有充分的合理性。另外，智者们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从关注自然到关注人类自身；从坏处看，这种教学的流弊是为了在辩论中取胜而混淆是非、颠倒逻辑。
因此，智者的口碑很有争议。在一个阶级受欢迎，在另一个阶级则受到厌恶。他们大多并没有产生特别卓越的哲学思想，因此后世只能从别人的作品和文献中推测。很不幸，柏拉图神烦智者，在他的作品中，智者总是被搞得灰头土脸，所以后人知道的智者形象几乎都是负面。
智者的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约生于公元前490年)的经典观点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说人话，就是，人是知识的主体和准则。但这必然带来一个结果，由于人的意见总会各不相同，因此等于说不存在任何客观的真理。
这种怀疑论的观点，是上两个世纪自然哲学家者解释自然失败后的必然倾向。同时，它把哲学引向了对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的思考。比如，当时热门话题是这样的：
- 法律，到底是多数的弱者制定以约束少数强者的呢？还是强者制定以维护既得利益的？
- 道德与法规是否是反“自然”的？
“人是万物的尺度”不仅仅抹杀了客观真理，也造成了思想和道德的大混乱。要等着苏格拉底来拨乱反正，翻开哲学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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