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美剧中关于末世题材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每年都有新的作品产生。假如说以前这个题材还有点小众，展现的时候也只被当作辅线的话，当下的它已经成为了科幻剧当中相当重要的一支。当然在各种的设定中，人类迎来末日的原因有很多。
《行尸走肉》、《末世》、《抗争之城》、《地球百子》、《陨落星辰》、《穹顶之下》等等，都是以展现末日之后人类的生存状态为主的。
在这些美剧中，我们大可以从编剧和导演们设定的情节之中一窥西方是如何看待“末世”的。反观我们，虽然苦难深重，但是似乎对整个世界始终充满着无限的希望，蔚蔚几千年的典籍中，对这种“末世”设定鲜有涉猎。当然也不是一点没有。
可以先拿东西方比较相近的两个末世的例子做对比，“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可以明显的体会出其中的不同之处来。
“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背景设定都是洪水泛滥、生灵涂炭，天下沦为莾泽的时代。针对这场灾难，我们的应对策略是出现一个“圣人”——大禹，他有着不同于凡人的出身——“鲧复生禹”，让他来带领大家战胜这场灾难，期间还夹杂着“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爱民故事。成功以后，这个人自然而然的成为大家的“主人”。
而“诺亚方舟”的故事则展现的是一个平凡人自救的故事，诺亚并没有被赋予“非人”的身份，他只是一个“完人”；他运用自己的双手用了120年时间建造诺亚方舟，在用自己的能力捍卫生存的资格；他要拯救的是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人类”；当洪水过去之后，诺亚继续做他的平凡人，也没有记录让他获得“天下之主”的殊荣。
从这两个传说的对比之中，是可以明显看出东西方文化传统当中的一些明显不同来的。
当灾难发生的时候，西方的思维尽快的自我保护和自救，譬如尽快寻找食物和淡水，进而寻找武器进行自卫。这个时期里，即使在无法确定灾难规模的情况下，社会也会进入一个相当混乱的境地，抢掠是肯定的，劫杀也可能会发生。
这些都满足之后，人们开始寻找同盟，在互惠互助的前提下，结成小范围的稳固的利益共同体。也会寻求官方的帮助，当这种可能性破灭的时候，开始进入为生存资源而争斗的时期。
这种时期生存境况有几个特点：首先，同盟一旦形成，就会迅速形成整体的自卫能力，即使它再小；其次，同盟之间要建立“互信”需要一个过程；再次，同盟虽然有领导核心，但仍然有着民主的传统；另外，同盟壮大主要靠吸收零散人员为主，相互之间基本以“火拼”的状态存在。
继续发展的话，就进入人类社会的重新回归的阶段，道德、法律、规则建立，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发展历程。
而我们对“末世”这一设定还没有轮廓比较清晰的文化成品，不过可以拿那些动乱灾荒的苦难历史来做一下推测。
当大型灾难出现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寄希望于官方救济，会认为总会有人来“拯救”自己的。
当赈灾无望的时候，大多数人选择行乞，带上全部家当背景离乡，希望换个地方继续活下去。
流亡的路途上只有少部分人会结成团伙，打劫为生，大多数人选择孤军作战，既不招惹别人，最好也不被别人欺负。
当然，过些日子，人们一样会形成“同盟”，有些也由团伙发展而来。但这种同盟却有着不同的特点：首先是人数众多，小型团体很少也不愿意独立存在，总是希望投靠更大的势力；其次，相互之间结合相对容易，大吃小，弱投强；再次，很快会形成诸侯争霸的局面，进入统一期。这就是一场“皇帝抢地盘，奴才找主人，人民找饭吃”的战争。
灾难过后建立起来的是背靠军队的强权专制政治。
其实，所谓“末世”之下的生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在一个陌生环境之下重新建立秩序的过程。这种情境之下，在大航海时代的东西方文明曾经发生过重叠，就是东南亚一带。
这里对中国人和西方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譬如现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这里从明朝开始的几百年里一直是中国人联通世界的一个窗口，繁荣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几万人，可没有一个中国人想过把这里变成“自己”的领土。他们只是在这里赚钱然后回国。即使离家再远，祖国也从没给过他们任何好处，中国皇帝的一个纸片依然能在这里拥有无尚的权威性。
16世纪几百个西班牙人登陆马尼拉，上岸不久就开始修建城堡和炮台，宣布自己成为这里的主人。当地的华人十分高兴，因为终于有人“统治”大家了，纷纷跑去交税。
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上，似乎只有中国人把自己当成了这个世界上的“过客”，没打算一直生活在这里。
毫无悬念的是，末世到来的时候，这种“过客”观念仍然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关于西方建立秩序的一些思考，还可以读一下我的令两篇文章——观《黑帆》之后的几点认识——海盗不简单（点击阅读）；《雪国列车》的道德逻辑——寄生虫的主人翁精神（点击阅读）
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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