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碧树西风 记忆承载3 昨天
标题的话题其实不需要回答。你可以试下，如果你说不幸福，肯定通不过审核。所以，你只能幸福。看到了吧。幸福是很容易得到的，只需要一个网管就足矣。
我们来看一看，朝鲜中央电视台的幸福指数里中国人是满分哦。
那么我们这一期就应读者要求来站在中国人自己的角度上去评价下国人是否幸福。
讨论幸福，我们得首先弄清楚啥叫幸福。
这是一个粉彩的碗。里面有三只蝙蝠，外面有两只蝙蝠。
去过北京恭王府（和绅的旧邸）的都知道里面有一万只蝙蝠，这有什么讲究呢？这就叫万福风水宝地。蝙蝠就是福。
所以五只蝙蝠，就是五福临门。五福是哪五福呢？
《尚书》上记载的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长寿”是命不夭折而且寿数绵长 ；
“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
“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内心安宁；
“好德”是心性仁善而且顺应自然；
“善终”是安详离世而且饰终以礼。
我们来从这五个维度看下中国人到底幸不幸福。
一、长寿：
根据2016年世界卫生统计。全球人均寿命为71.4岁，中国人均寿命为76.1岁。中国排在53名。
排名前三的是：日本为83.7岁；其次是瑞士83.4岁；新加坡83.1岁。
那么在中国的53名附近的是谁呢？往上52是乌拉圭，50是卡塔尔，49是古巴。往下54是越南，55是伊朗。
所以从寿命的角度看，中国人应该属于中等幸福国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和越南、伊朗、卡塔尔、古巴的水平差不多。
二、富贵：
富和贵是两件事，我们得拆开了看。
首先说富。
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年收入25974元，大概是4123美元。而美国人均年收入是3.7万美元是中国的9倍。
当然这个数据没有代表性。因为中国是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
我们换一种方式去比较。
民间的富翁阶层，比如榜上有名的马云，马化腾等人，在全球排名前十。也就是说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层面的。至于有能力不上榜的，那我们不议论。
民间的中等收入者。这个没有统一的数据，以作者的观察，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中等收入者大约是美国普通中产阶级收入的一半左右。比如美国一个家庭年收入在100万人民币，那么对应到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中等收入者大约在50万人民币。
低收入者。我们按照整体人均收入的比例数据就能推断出，中国的低收入者是美国普通劳动者收入的1/10。
当然，和美国对比不公平。因为美国是全球TOP 10的存在。而中国整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1/4，越南也是。
所以从富这个角度看，显然，中国是远不如一线国家的，但是比越南印度要强许多。（当然，看你处于中国的什么位置，如果你是富豪，那和美国是一样的。如果你中等收入，那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如果你是低收入者，那就只有美国的1/10了）
其次说贵。
如果你把贵定义为人上人，那永远都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贵了。因为你以人踩人为标准。如果你把贵定义为有尊严的活着。那么我们来看下大体的社会情况。按照作者几十年的社会感受来看，作者三类人都接触过。中国大体上在贵这个层面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有权的。
第二类：有钱的。
第三类：没权也没钱的。
这个话题没法延展开讨论，这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普通感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就是说以片面的看法，你越接近权力，你就越能维持体面，其次你可以接近钱，也可以相对维持体面，而离这两者越远，就越难以保有体面。
这一点，每个国家情况都不同，确实有日美等相对来说普通劳动者收入高，制度健全，万事不求人因此也活的更有尊严的国家，但也有像印度那样种姓制度严格，低种姓群体生活的不如奴隶的国家。
所以从贵这个角度看，也是一样的道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看你到底是要和西方国家比较还是和非洲等欠发达国家比。
三、康宁：
先说康，健康。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评估数据，按照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交通事故中的死亡率、儿童的超重情况、酒精与烟草的消费水平、艾滋病、肺结核、患病率、乙肝的患病率、自杀率来置顶标准，在18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名列第92位，评分是60分（满分为100分）。
这个数据我们无法有直观的感受，我们可以从一个细节去看。比较下全球的城市的空气质量。比如PM2.5。
你去北京，经常都是200到500，你去上海，大概是100多到200，而你去深圳，就只有100以下了。当然，如果你去美国，去澳大利亚的一线城市，10以下是很寻常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去印度的孟买，500以上也是很寻常的。
所以这个健康也是要看和谁比，和西方发达国家比确实有很大差距，但是比起印度还是有优势的。
再说宁。
宁是内心的安宁。
这个没法从数据上去对比。作者工作十几年，也接触过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也接触过公务员、体制内的，风口行业的，传统行业的。从我个人的感受上来看。
如果拿中外做对比，我确实没有在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身上感受到过焦虑，当然，也许是人种不同，人家有焦虑也没让我看到。
如果拿中国内部各个行业来比较，我的感受焦虑感从弱到强是按照如下的次序：
公务员和体制内的 < 体制外的
传统行业的 < 风口行业的
老年人和孩子 < 中年人 < 年轻人
我们举一个细节就能感受到这个。比如中国人无论老中青扎堆聊的都是投资，并不是消费。
投资和消费虽然你看起来都是把钱花出去了。其实不然。前者并没真花出去，它只是换了个形式，而后者才真的花掉了，花没了。
其实这么多人热衷投资的本质就是焦虑与不安。国家希望拉动消费，那这种焦虑就会阻挡政策的推行。人只有安心的花钱，不要成天想着赚钱的时候，内心才会有真的安宁。或者换个角度说，人只有内心真的安宁了，才会安心的花钱，才能拉动真正的消费，而不是通过国家力量用投资或者集中采购的方式去强行拉动基建式的突击消费。
四、好德：
心性仁善和顺应自然这个要求吧，在大陆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从一个尺度就能看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的GDP一直保持了极高的增速，大部分时候都是接近或超过10%，而美国的GDP增速大概只有2到3%而已。
什么叫GDP呢？通俗点说就是你折腾的程度。你GDP越高，你就越能折腾，说明你越活跃。
人类的活动本来就是企图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有合作，有竞争，有正面的，就有负面的。这个过程中人就很难仁善。
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喻。GDP增速高，就好像你处于竞争状态，或者叫战争模式。GDP增速低就好像你处于平静状态，或者叫和平模式。商场如战场，你见过战场上有内心仁善的么？那肯定被干掉了。
五、善终：
这其实与上一个问题是一样的。你内心仁善且安宁，你顺应自然，你才能够有好的空气与水，才有安全的食品，才有人与人的信任与和谐，才有除了钱以外的其它更加丰富的追求。而你呆在战场上处于战斗模式，你最后还要求自己安详离世，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你一辈子都没安详过，临死前咋能安详呢？
所以四、五的评价我们合并到一起说。我认为这是个取舍的问题。当你得到了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必然要失去某些东西。就好像河北的发展速度与北京的空气质量本来就是矛盾的。河北人民追求财富的需求和北京人民追求空气质量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彼此冲突的。
五福到这里讲完了。我觉得我还是蛮公正的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去描述问题。
中国到底是不是像朝鲜电视台那样幸福指数满分全球第一，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当然文章这么写肯定很多读者不满意，或者说不过瘾，因为大家喜欢看有料的，这么平淡这么客观就没料了
。
我知道读者希望看到什么，但是我不会那么去描述问题的，不仅仅是为了公众号的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么描述也并不客观。
如果要把中国人的看法划分下，我认为可以泛泛的划分成三类（不全，我没法划全了，道理都懂）。
三种人里想法各有不同，但是都可以找出代表性的声音。
高收入者：
我记得有两个人在饭局上的话挺有趣的，拿出来分享。
一个是40岁左右的小老板，他有次在饭局上抱怨了一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感慨国家为啥非要制定双休日制度呢？他觉得如果员工都像他一样7×24小时干活该多爽，每次一过双休日，他看见员工没来加班就内心就像被蚂蚁啃食，煎熬的不得了。觉得耽误自己好多赚钱的时间和机会。饭桌上大家都笑。
另一个是个50多岁的手下有上千号人的全球顶级外企的VP，他说这辈子好像也没人逼着他，为啥就过的这么累呢。呵呵。
其实这两个人的心态蛮有代表性，就是中国其实是有相当一批人，人家就不想幸福。或者说他们定义的幸福和大众的舒服不一样。他们不仅自己不想舒服，也不想让别人舒服，因为如果都舒服了，就没人帮他一起来满足他的野心或者叫雄心了。
中等收入者：
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看起来这辈子也没希望有。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呢？大家都跑慢点，悠闲一点，不是挺好么？
低收入者：
这个社会问题太多了，分配太不公。生存压力太大，更不要说体面的生活。
问题写到这里，其实已经浮出水面了。就是矛盾的根源是社会的声音本来就不同。彼此想要的幸福也不同。
改革开放早些年，全球化中国的比例不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就好像罗马帝国刚开始，地盘很小。你去攻打周边，贵族能分大头，贫民也能分小头。总是够分的。可是到了后期，罗马太大了，周边可以抢的国家太少了，说白了，不够抢了。矛盾就出来了。就如同今天，中国还要高速发展，那就要去和美国硬碰硬。硬碰硬，风险很大，预期收益不如意。
这就是根源。
邓公说让一批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最后共同富裕。问题是先富的为什么要带动后富的呢？先富的说，既然富了，外部的预期利益空间又不大了，这种局面下如果要均富，那均谁的富，还不是自己利益受损？那干脆富了就走呗。资本于是外流了。但是穷人不干呀，你丫在牌桌上赢了，你就想走啊？没门。你输光才能走。
这就是矛盾。
十九大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予盾。这个定位非常准确。
问题是，怎么平衡，怎么充分？外部的预期空间不大，要让后富的人共同富裕，总得有人出血，外面没人出，那就只能里面的人出，谁出？先富的人出么？
有一句大实话。就是有人幸福，就一定有人不幸福。要么外国人不幸福，要么本国部分人不幸福。全世界人民共同幸福，这是个幼稚的想法。这个话题作者不想展开，到此打住。
但是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确实不是一个善于内部妥协的民族。怎么样才能让绝大部分人满意，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自有当政者去思考，与我等庶民无关。
地藏菩萨发愿：“众生渡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她始终也没成佛......
为什么呢？
佛曰：渡尽一切众生，实无一众生可渡。
让所有人都幸福，本来就是所有人自己的事儿，而不是某个人或者某批人的事儿，幸福是要自己去追求的。
一个人想幸福，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且不说人生处处要花钱。有钱人，他也一样焦虑呀。马云难道不焦虑么？不焦虑他一天飞三个国家？有权人他不恐慌么？不恐慌.......此处省略500字。
一个人挣钱，如果把挣钱这个事和你自己捆绑在一起。你就必然忙碌。因为甭管你挣多大的钱，本质上你都是依靠出售时间。一旦你停止出售时间，你就停止赚钱或者说，你的财富在缩水。人都是喜欢走上坡路的，没人喜欢走下坡路。甭管这个人多有钱。你让他走下坡路，他都不干，所以，最后都把自己累死了。
我们看秦始皇就是累死的。但是你反过来看刘邦，就很悠闲，斗鸡的斗鸡，洗脚的洗脚。为什么呢？因为有韩信嘛。刘邦斗鸡的时候，韩信还是战必胜，攻必克，也就是说，汉朝的扩张不依赖刘邦自己。
所以，如果你挣钱的姿势不依赖于出售时间，你才可能每天回家陪孩子吃饭。而且是安心的陪。因为陪孩子吃饭的时候，你还是在走上坡路。因为你把自己变成了刘邦，打江山成了“韩信”的事，从你身上剥离了。
所以很多人说要如何如何，但是从来不谈条件。这就是幻想。要陪孩子，要舒服，要多休息，要少工作，要玩，要开心，其实不用你写文章告诉大家的。人类都知道。
问题是，怎么才能做到安心的玩，丝毫不焦虑的玩，就没人告诉你了。
而后者才是真正有价值，可操控，可执行的。
当然，你该不是要问如何找到“韩信”？那就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性话题了。那变成讲一部书就不是聊“中国人到底幸不幸福”这个简单的话题的故事了。
杨连宁：只办贪官不改人治怎么行？
“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副岛种臣语）。显然，正是这种言出法随、权随人变、法无定规的人治制度，使得反腐成了“守着粪坑打苍蝇”，反贪成了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
为什么反贪能成为社会最大关注热点？因为“腐败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刘亚洲语）。那么，腐败的根源何在呢？显而易见，根源就在干部训政、干部摄政的人治制度上。
以少数精英治理文盲大众的官僚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干部训政制度之下，小到科长，大到常委，假如谁上来都追求个人说了算，那么，权大法小、官贵民贱、权力调配一切资源的人治，就必然会取代法治。
网友曾说：“楼倒，能倒出贪官；桥塌，能塌出贪官；代表，能代出贪官；干爹，能干出贪官；二奶，能睡出贪官；撞车，能撞出贪官；抽烟，能抽出贪官,住房，能住出贪官；喝酒，能喝出贪官，微笑，能笑出贪官，日记，能写出贪官，小偷，能偷出贪官，怎么会查不出贪官呢？”
而朱镕基则说：“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个同归于尽。”“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毋庸讳言，如今官场里人满为患，如同一个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一个国家的青年，争着去当公务员，这说明这个国家的腐败已严重透了”（梅德韦杰夫语）。一位前中纪委官员回忆说，中纪委刚成立的1980年代，反贪是端着枪满天空找鸟来打的——我所知当年打下江西的倪献策，安徽的黄璜等省部级官员的受贿数额，照今天的案底都够得上冤案——这位纪检官员说，打鸟打了20多年，如今闭着眼睛朝天上随便放一枪，都会掉下几只鸟来。
由此可见，零星的中枪，已经无力阻吓铺天盖地的乌鸦与麻雀啦！正因为如此，雷厉风行的反腐风暴，接二连三的贪官落马，乃至挑落了前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案，打翻了前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案，才成了全民围观的打虎大戏。
民国时代的国语课本上，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个大瓶子里盛满了果子，人人有机会伸手进去抓。伸手进去是不会被捉的，抽不出手来才有麻烦——只有太贪太蠢，不愿与小朋友分享果实的孩子，一手进去抓个满把，手被撑大到超出了瓶颈才会抽不出手来——吃独食的孩子自己抽不出手来，能怪别人吗？
一部官员财产公开法案，拖延了25年仍未出台。官员财产不见阳光的这25年，恰恰是灰色收入从暗流涌动到汹涌澎湃的25年。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好制度却能防止坏人做坏事。这也就是说，只办贪官，不改人治，只能一时缓解民怨，治标不治本。反贪之所以会成为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就是因为体制上不冲水、不换水的原因。
1896年8月，李鸿章乘坐邮轮抵达纽约，开始了对美国的访问。当他见到两届美国总统格兰特的儿子家境贫寒时，大惑不解，当众感慨：“呜呼！我真不理解当官这么穷怎么可能？”没错，当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一说，说的是李家虽有数百万两白银家产，但也没说李鸿章是个大贪官吧？此例让我相信了，无论是对于贪贿行为的容忍度，还是对于贪贿行为的参与度，其实，历史上中国人一直都是领先世界的。
谁都知道，贪腐是我国集权与特权的干部训政制度的孪生物，是“官治、官有、官享”取代了“民治、民有、民享”的必然结果。干部训政的实质，是权力的自我合法化与自我合理化。什么叫权力的自我合法化、自我合理化？就是官员自我授权，自诩高明，自封正确，自我表扬地行使公共权力，也是“法无定规,言出法随，权随人变”。
“缺乏法治的权力”也即人治，作为中国人的“阿琉克斯之踵”，是我们泥足深陷贪腐的体制性根源。离开了法治取代人治的体制改革，反贪不就成了守着粪坑打苍蝇？不就沦为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吗？
叶利钦揭露过前苏共高官特权待遇的3大标志，也是他所说“权力无节制利己化”的标志：“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叶利钦语）。
勃列日涅夫曾承认这些消费“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而国内不少官员承认的“工资总也不动，老婆总也不用，吃喝总有人请，烟酒总有人送”，更胜他一筹——你不难看出，源自前苏共更不输于前苏共的高官特权，在国内之所以更泛滥、更凶猛，在于官贵民贱、官肥民瘦在中国更有历史渊源，更有潜规则，也更有制度真空与体制袒护。
普京曾说：“不肯公开财产的官都是贪官。”俄罗斯的制度反腐，已经走到了立法禁止官员拥有国外账户与财产的程度。而国内呢，一部官员财产公开法案拖延了25年仍未出台，更别说禁止官员转移财产到海外了，你连动议还没听到吧？法治空白对于官员灰色收入的宽大无边，几乎到了隔岸观潮的程度。两千年的周期律早已反复证明，离开制度改革，只反贪官不改人治是没有出路的。
如今不要说“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了，靠工资谁也不可能送子女出国留学吧？可许多高官子女不都留学了吗？靠工资谁也不可能拥有几处房产吧？可许多高官不都拥有几处房产吗？靠工资谁也不可能豪奢消费、穿戴名牌吧？但许多高官不都豪奢消费、穿戴名牌吗？显而易见，法律与制度网开一面，宽容甚至放纵了官员以权敛财，助推了官富民穷、官肥民瘦的大行其道。
有人估计，国内贪腐案的发案率，仅有贪腐率的1/100。仅以房子为例。以目前机关、事业单位与国企员工的名义收入，谁都买不起房子，然而“房叔、房婶、房姐”却层出不穷。如前所述，手里有三套、两套房子的，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与国企三位一体的食利者阶层吧？
久居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如今，全社会对于孝敬上司、送礼收礼已经见怪不怪了，对于卖官鬻爵、权钱交易、回扣分肥也已习以为常了；对于官员在职谋取学历文聘见怪不怪了，对于官二代满盆满钵赚钱也习以为常了；对于高官隐瞒转移财产见怪不怪了，对于贪腐越查越多，贪官越办越多也习以为常了，不是很可怕吗？
由此可见，只办贪官不改人治是没有出路的。革除干部训政的人治制度，推进法治改革，跳出“官治、官有、官享”的官僚制传统死穴，才是制度反腐的唯一出路。
（文章来自杨连宁著《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东方出版社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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