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奥斯特被文坛誉为“穿胶鞋的卡夫卡”，以作品情节上的思辨和结构上的精巧著称。在《神谕之夜》中，他回到了自己最喜爱的主题，讲述了一个关于作家和写作本身，幽暗而充满悬念的纽约故事。
小说描述了后现代都市生活中偶然性所起的巨大作用，勾勒出纽约的都市生活对人性的异化，描绘出现代人在都市中迷失自我的痛苦历程，从精神与现实的错位中探讨人的生存境况。奥斯特的人物永远是纽约这座城市中的普通人，可是在钢筋水泥和道路的迷宫里，这个普通人常常迷失在人群中。
大病初愈的作家希德尼偶然路过中国人张生开的小店，对其中一本蓝色笔记本爱不释手，这本亲切而魔幻的笔记本把他重新带回写作，故事在纸上快意地流淌，写作是他唯一能够投入的生活方式。然而接下来的九天里，一连串神秘事件发生了,涉及到他的事业,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个作家朋友,最后导致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
《神谕之夜》大概是保罗•奥斯特迄今结构最精巧，悬念和人物更为错综的一部作品。这本书采用的是典型的奥斯特式叙事：故事里套故事。最里面的核是一个取自《马耳他之鹰》里的一个失踪故事。奥斯特通过悬念、巧合和细节的设置，在清晰如流水的讲述里，用“元小说”的叙事结构，营造了一个若干叙述呼应、不同时空交叉的迷宫世界，来对小说与现实世界的话语构成本质展开思考。
然而相比于此，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些和现实主义风格相符的特征。
现实主义文学在语言方面的最大特点是细节的真实性和描写方式的客观性。《神谕之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最大的体现是在结构上和主题上，而它成为畅销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奥斯特更多地使用了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以至于詹姆斯•伍德甚至开始质疑他是否还能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因为“一本典型的奥斯特小说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写起来跟美国的现实主义写作难以区分。”通过对希德尼这一段经历的描写,《神谕之夜》实际上真实地展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可以窥视到美国社会这个万花筒中芸芸众生的人情世态。
形象的典型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特征，即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现实主义要求作者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经过个性化和概括化的艺术加工，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恩格斯将其概括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典型环境指文艺作品中典型人物所生活的、形成其性格并驱使其行动的特定环境，是一定历史时代的生活真实及其主要特征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艺术家只有掌握人物性格形成的主要历史条件和人物周围的具体环境，才能塑造出典型人物。很显然，《神谕之夜》中故事的环境是驱使主人公行动的重要因素，同时，当代的生活真实和主要特征也通过细节的描绘得到充分表现。
典型人物指作家、艺术家用典型化方法创造出来的既具有个性生动性，又蕴含着社会、人生的普遍性内容的艺术形象。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型形象来自实际生活，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换言之，典型人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类（或者是某一种人）的普遍性的艺术的集中。在《神谕之夜》中，主人公希德尼可以看作是所有当代美国迷茫、无安全感、无归属感、感觉被生活所压抑却无法释放的中产阶级小市民的代表，他所表现出来的犹豫、怯懦等性格特点既具有自身的特征性，又可以“推广到”所有和他处于同一状态下的大多数美国人的身上。所以可以说希德尼这个形象是具有典型性特点的，而这是拒绝意义存在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中很少见到的。
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总要特征和原则是“拒绝价值、拒绝意义、拒绝传统”，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的焦点在于写作自身，而不是内容。当然这本身也是一种“意义”，但是很明显《神谕之夜》在主题思想的深度和传统性两方面都和“传统的后现代主义作品”有很大区别。它不再把价值和意义平面化，而是开始认认真真地写故事讲道理。
《神谕之夜》的故事情节主要有三部分组成：葆恩（希德尼）的出走——葆恩（希德尼）的受困——希德尼的回归。这三部分各自表现了不同的主题：对命运的抗争——生活的困境——爱。而这三个主题也是被现实主义文学所经常关注的。
《神谕之夜》的“出走—受困—回归”令人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离去—归来—离去”模式。鲁迅的“离去—归来—离去”模式是一种离散的经典模式，即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理想中的故乡，随着经验变化增长，这个故乡无法回去，只存在记忆中。奥斯特在《神谕之夜》中的“出走—回归”可以看作是对这个模式的反用，即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理想中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无法得到的。
鲁迅生活在一个深刻变化的时代，亲历了安逸宁静的乡土社会被近代工业化吞噬，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化伴随着被殖民化和社会矛盾加剧导致的政治更迭和社会经济关系巨变，经历巨变后社会巨大的创伤和作为旁观者的同情心，是这个模式的实质内核。奥斯特的时代则是信息爆炸的后现代社会，中产阶级通过努力工作衣食无忧，但是由于世界充斥着平面化的后现代流行文化和巨大的工作竞争压力，信仰危机开始造成个人精神深处的焦虑和压抑，孤独感和压抑感日益增强却又无处发泄，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逃离的想法，但是却不可能实施，因为逃离之后马上就会陷入另一个困境——无法生存。《神谕之夜》的主人公希德尼显然已经深陷这样的困局，所以他让笔下的主人公葆恩尝试着逃离，这实际上代表着自己的逃离，同时也是保罗·奥斯特的逃离，而最终的结果是葆恩被困在地下室无法脱身，希德尼的小说也无法进行下去。在这个小说的小说之中，虽然葆恩的被困是偶然的，但是他逃离的失败确实必然的，他要么在某个地方无法继续逃离主动回去，要么被妻子找到乖乖回家。在奥斯特看来，这种困局是生活本身的产品，是人与生俱来的，只靠人本身的力量无法逃离，也无法解脱。
希德尼笔下的葆恩是他自己精神的投影，而他所创作的小说实际上也是他所处环境的投影。在他想尽办法为葆恩寻找脱困的可能的同时，他也在叙述着一个焦急的妻子寻找丈夫的过程。奥斯特的这种安排很可能是在暗示希德尼的潜意识里已经意识到他（在精神上）已经远离妻子很久了，这也是促成希德尼最后回归家庭的主要推动力。
在奥斯特以及大多数当代小说家的笔下，爱可以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这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体现，也可以看作是奥斯特对于后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的解决方案。格蕾丝和希德尼的爱情，以及特劳斯和希德尼的友情，所有这些的回忆唤起了希德尼对生活的热情和对家庭的责任心，从而完成了对生活的回归。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同时也意味着抗争的失败，希德尼又回到了起点，自由，仍然是一个不可望也不可及的幻象。
奥斯特正是通过他故事中的“现实主义”一面，来演绎严肃性和感情方面的逻辑，这与他“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身份似乎是相悖的，难怪会时常招来正统后现代主义支持者的批评。
后现代主义小说从出现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和所有文学潮流一样，后现代主义也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变革而得到发展。从《神谕之夜》所体现出的特征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未来很可能是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首先是创作主题的变化。不仅是保罗·奥斯特，越来越多的作家（包括但不限于后现代主义作家）开始写家庭“回归”主题，这不仅仅反映了作家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生活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普通人的良好愿望，希望从家庭中得到精神寄托，过安定恬适的日子，这正是当代人们社会心态在文学作品中的真实反映，构成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基调。
其次，从写作技法上看，现实主义手法渐渐地重新成为主调。从2001至2010年这十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至少有四年颁给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更为保守的普利策小说奖则要更多一些。处于市场和奖项的考虑，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创作时向现实主义靠拢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需要强调的是，后现代主义作家回头写实并非是单纯地重复现实主义传统，而是把传统现实主义和荒诞结合起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比如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在小说《他们》中运用了剪辑式结构和意识流手法，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的细致描写真实地揭示了普通人心灵的空虚和对生活的幻灭感，有评论家将她的这种创作方法称为心理现实主义。
《神谕之夜》是一部“非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而消除了它的典型性的正是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包含的现实主义色彩。元小说策略在《神谕之夜》中的运用反映了后现代主义这一文化体验，奥斯特其中建造了一个结构精巧、虚实难分、眼花缭乱的叙事迷宫。但是剥开这个叙述框架的外壳，里面流露出的却是与后现代的虚无性相悖的现实主义内核，对后现代社会的反思才是奥斯特的目的所在。
在后现代主义文学陷入发展迷途的今天，《神谕之夜》所表现出的这种现实主义色彩也许会像暗夜里的星星之火，指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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