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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提到一个治国的原则,亦即在法治不完备的情况下,如果官吏“奉职循理”,为百姓表率,那国家也能治理好。简单说,司马迁认为一定条件下的人治,也是可以治理好国家的。
本列传,司马迁选择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为循吏的代表,历史上的循吏自然不胜枚举,司马迁选此五人,必定带有个人对循吏的感情色彩。不妨一分析之,看看司马迁笔下的循吏具备怎样的特质。
其一,循吏必须奉公守法。如公仪休却鱼之贿。官员有所好,必有逢迎小人投其所好,好金银狗马的送金银狗马,好美人珍玩的送美人珍玩,而后遂成作奸犯科之事,自古皆然。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贪官无不为其所好所误,能抵挡诱惑的才能成为清官而为百世歌颂。公仪休可谓不为自己所好所误的清官一个。当有人因他喜欢吃鱼而送鱼给他时,他拒收,并说:“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所谓大恶必自小恶始,公仪休是明白人,知道今天有人送鱼他若收了,明天就会有人送金送银,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扼止,泛滥之下,必是自身被洪流裹挟,无法争脱。于是,索性,屏小恶,以免无鱼可吃,无自由可享,无生命可活。
目今日之国中,贪腐之人不可谓不多,其当初也未必就怀贪腐之心,只是第一次没学会拒绝,着了人家的道,上了贼船,再下就难了。
五人中,石奢与李离的殉法自刎,亦可视为奉公守法之典范。
其二,循吏必须不折腾百姓。此以公孙敖为代表。《循吏列传》说公孙敖“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这颇似孟子的主张,诸如《孟子》中即有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一言概之,就是别折腾老百姓,春夏季冬,上山下河,让人民依天时节气地利便宜行事。而在孟子看来,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国家富强,从而帝王的统治巩固。
公孙敖自然也是为巩固帝王的统治而采取不折腾百姓的策略的,《循吏列传》并举两个例子以作说明:一是楚王下令将钱币由小改大,扰乱了市场秩序,公孙敖进言改回原样,安定了民心。二是楚王欲下令将马车由矮改高,公孙敖进言先从君子士大夫改起,以给百姓起到表率作用,从而使得不强制而百姓跟随改之。
在公孙敖看来,“令数下,民不知所众”,法令太过频繁,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所谓上行下效,假若一项政令是好的,统治者不妨先以自身示范,民众都是有跟随心理的,这样反而比以律令强行推进更有益。《老子》中有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斯之谓也。
其三,循吏须有高尚之情操。在子产的事例中,司马迁说子产为相,郑国由大乱而达大治,呈现了一种世外桃源的美好画面。其为相一年,就使郑国百姓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的伦理紊乱的局面改为亲亲尊尊父父子子;“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反映出民众对子产的爱戴。由此,子产必然是具备高尚情操之人。
而李离,“过听杀人,自拘当死”。因为判错案,杀错人,竟自己判自己死罪,并且自己执行了。如果没有一定的对自己道德品质的要求,一个官吏哪里会有这样的惊人之举。
目今日国中,勿论过失杀人之官吏,即有意杀人者,何其多矣,譬如旧时监管奶粉不利致儿童死伤,今日又以监管疫苗不利复致儿童死伤者,有何面目苟活人间?其与李离相比,真是蛆虫与鹏鹰。
(20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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