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丨样板戏（10—37）

第十章 文化革命

第三十七回  样板戏：毛泽东文艺两批示  李云鹤改编样板戏

文革（上）丨样板戏（10—37）

一、对文艺的两个批示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也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文艺界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同年12月，毛泽东则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而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推行。

须知，自1953年起，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泽东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务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政务工作也要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若毛泽东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少奇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当场决定。

1964年2月3日，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则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

没想到《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艺界如不改造，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这即为毛泽东“六二七文艺批示”，史称“第二个文艺批示” 。

1964年夏天，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江青、康生在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与此同时，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并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而刘少奇察觉政坛上的异常，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提出建议：“服装穿戴么，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开始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甚至说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汇报了江青的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要知道，江青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天，毛泽东问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他看。毛泽东看后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1964年夏，毛泽东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随行的江青就已经开始穿军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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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李云鹤”到“江青”

江青，原名李云鹤。1914年，生于山东诸城。父亲李德文是个木匠，开了个小作坊，而后慢慢败落。她的母亲是因为逃难，60多岁的李木匠才娶她做妾。在江青五岁时，父亲因一件小事暴打母亲，直至用铲子打断了她母亲一根手指，她上去护住母亲，牙齿也被打落一颗。自此元宵节母亲被打之后，江青就跟着母亲离开了济南。

她的母亲在诸城给有钱人家帮工，常夜晚出去工作，深夜才回。江青去寻找母亲，被狗追逐，母亲抱着她痛哭。母女后来被一户大地主家收留，这家的二儿子叫康生。

那时，进步人士薛登焕正好在那办一个小学，招收地主家的子女，附带招收了这个仆妇的女儿。老师给她起名李云鹤。让她在那免费上了五年小学。

在江青12岁的时候，她母亲听说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在天津嫁给了军阀部队里的一个军官，便带着江青投靠到了天津。后来江青的父亲病死，她们母女俩这才又回到济南。刚好，当地办的山东实验剧院在招生，免学费还提供食宿，江青去应试被录取。1930年冬，由于军阀混战，学校失去了经费来源被迫关闭，江青跟着老师同学去了北京。

1931年春，回到济南的江青，去青岛找实验剧院的前校长、青岛大学校长的赵太侔。赵安排她在青岛大学旁听，并兼职图书馆管理员，每月薪水30元。她每月寄十元回家给母亲。梁实秋那时是图书馆馆长，他打趣说他月薪四百，江青三十，难怪要造反。

江青在这里两年，听过闻一多、沈从文等学者的课，她尝试新文学写作，还得到过沈从文的夸奖与鼓励。两年青岛大学旁听生活，让她在这里接触到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潮。1931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丢掉了东北。各界民众纷纷上街游行。她和一些学生组织了海鸥剧社，去农村演出抗日宣传剧，在活动中她遇见了俞启威，后改名黄敬。

赵太侔校长的夫人是俞珊，一个名演员。她的弟弟俞启威也在青岛大学就读。俞启威也参加了海鸥剧社，与李云鹤初识时也只是个进步青年学生。1933年初，介绍江青入党。同年夏，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江青逃往上海，试图和上海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极度困窘中，她见到了左翼联盟的领导人田汉。

得知她是演员后，田汉让她在电影或舞台中挑一个。她希望去做基层群众的宣传工作，于是介绍她到陶行知先生倡导的“晨更工学团”去。后来学校被查封，大批师生被捕，陶行知逃亡日本。江青和狱中出来的俞启威去了北平。

几个月后，江青被迫离开俞启威，又回到上海。在浦东一个平民夜校教唱歌，改名蓝苹。这时候，恰好上海的一个剧社写信来邀请她去演话剧《娜拉》。于是她一炮打红，成为上海舞台上的明星。唐纳为蓝苹自杀的新闻轰动一时。

1937年7月，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后进入抗大学习。期间，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做客。

1938年，中央党校召开建党17周年纪念大会。晚上演京剧《打渔杀家》。那时江青很漂亮，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康生动员江青演主角穆桂英。

康生与江青同乡。在江青到达延安三个月时，康生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接替李维汉任党校校长，江青正好在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江青对康生这位身居要职的老乡十分尊敬，而老谋深算的康生也很快从江青身上发现了她特殊的价值。

《打渔杀家》公演那天，康生陪同毛泽东坐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前排。江青则在台上演得特别卖力，毛泽东也看得津津有味。

很快，江青成为毛泽东妻子。毛泽东从唐代著名诗人钱起《湘灵鼓瑟》最后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为她改名“江青”。

当时，江青只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私人生活。建国后，组织上给她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江青由于身体的原因，没有从事专门的工作。不过，她用了大量时间，看了当时公演的几乎全部舞台剧目。

1962年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一直希望“崭露头角”的江青，于是开始进行“京剧革命”，并逐步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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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板戏”缘起

那时，中国戏剧界的演出剧目虽然出现了少量的革命现代戏，但舞台上大多上演的还是传统戏，江青于是开始着手京剧传统戏和现代戏的指导。1963年2月22日，上海红都剧场正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大幕拉开不久，被张春桥等神秘地称为“女客人”的江青就悄悄地光临了剧场，静静地坐在那里观看演出。

1964年6月，由文化部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有29个剧团带着35个剧目兴致勃勃地来京亮相，共演出了244场。其中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被确定为八个保留节目。

江青对这次观摩演出热情很高，她参加了观摩演出人员举办的座谈会，发表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长篇讲话，很专业地提出了改编京剧的一些技术问题。

1967年5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江青在1964年的题为《京剧革命》的讲话。此后，江青曾组织、参与了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江青本人也在延安时演过京剧，所以就严格对每一场戏每个段落甚至道白和动作的都进行了强化，自始至终贯彻“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江青为此还专门到摄制组宣布，要用最好的色彩、角度和光线来塑造英雄人物。只要有利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什么都可以改。不仅要“还原舞台”，更要“高于舞台”。

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制定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在1967年5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公开发表。江青的地位迅速上升，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

1967年恰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作为纪念活动的内容之一，现代京剧《红灯记》等8个“样板戏”同时在首都舞台上演。历时一个多月，观众多达33万。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观看了这次“文艺革命”成果的隆重展现。

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将八部文艺作品定为样板，样板戏一词正式产生。从那以后，江青的名字和这八大样板戏紧紧地连在一起。

汇演的成功给江青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她马上又开始筹划，将八个样板戏迅速搬上银幕。一时间，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故事片和纪录片外，“革命样板戏”成为银幕上无可撼动的绝对主角。

很长时间里，样板戏一直是一个八亿人口大国文艺生活中的最强音，于是有了“八亿人民八台戏”的说辞。当然，样板戏也有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在舞美上、音乐上、人物形象上都表现了非常高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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