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空荡荡的裤管

一条空荡荡的裤管

在临汾图书馆，我遇到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嘴唇上的胡子浅浅的，可以说是绒毛，刚够看得出隐约的八字形，面容清瘦，神情忧郁，衣服旧，还算干净。他这样子，使人想起德国少年维特。他站在法律类书架前面，神情专注地看一本小册子。那册子看起来不足一百页，他看得很慢，嘴巴在有节奏地动，似乎在背诵书上的内容。我估计他是哪个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考试嘛，学分嘛，总得要花些工夫的。

我在文学类书架前面看了一会儿书。想经过法律类书架，到学生教辅书架前看看有没有王羲之的神龙兰亭序字帖。

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主动把身子偏了一下。

像他这个年龄的城市孩子，少有这么机灵的。大多还是父母的掌中宝、心肝肉，但你不得不说“请让一让”的时候，要真给你让了，不是因为他给你面子，而是哥们儿今天心情好！

就这一偏，我看到令我震惊的一幕：他的右脚裤管空了半截，旁边靠着一根一米左右的拐杖。

他竟然有残疾。

从他匀称而健壮的躯干和四肢看得出来，他的残疾不是先天的。

而他那七成新的拐杖说明，他是在不久前遭受的伤害。

我的心刺痛了一下。这小伙子来自何方？怎么漂到这个城市的？他经历过什么灾难？他正遭受怎样的委屈？……一连串的疑问，在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的那一刻，充满我的大脑。

我故意走到他对面的书架，透过书架的空隙，我看清他手中的书名：劳动法及劳动纠纷调解。

我顿时感到这小伙子的不易。不用问，他一定正遭受着最不公正的凌辱。不管是在溃塌的大坝、瓦斯爆炸的煤矿、砖窑……哪一个受害者，不都是被凌辱的对象？面对强大而且一向不讲理的业主、面对一向打官腔的“有关部门”、面对认钱不认人的律师，所有的被凌辱的对象，都很无奈，都很受伤，他们或者选择沉默，或者选择忍受、独自吞下苦果，或者返回故乡，从此开始更加潦倒的生活。

两年前，一个在我所在城市一家装饰材料厂打工的重庆老乡找到我，希望我帮他。他因工伤打断锁骨。厂里要他保守治疗，挂挂水，慢慢长好了继续上班。医院里熟悉的医生告诉我，断了的骨头怎么能长得好呢，必须做手术。他呢，已经对厂里无处不在的安全隐患心有余悸，不想继续在这个厂干，他水也不想挂了，只想回重庆。厂里一听当然不同意，如今闹民工荒，跑了一个，就少一个变相生产人民币的机器，要扣他三个月的工资。我以政协委员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既行使监督权力，又作好曝光准备，两手抓，虽然两手都不太硬，协调于劳动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工厂、医院和受害者之间，最终使他在医院里做了手术，住了一个多月医院，促使工厂赔偿了三万二千块钱。我嫌赔偿少了，这位老乡却十分满足。他说，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另一个老乡，一条大腿的外侧被厂里蒸汽烫伤，皮都掉完了，几乎丧失劳动能力，厂里陪了他五千块钱，立马叫他走人，医院都不给送。这老乡开初几天跟厂里吵，可出来接待他的，都是同样打工的各种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安保部部长——就是见不到老板，谁也多赔不出一分钱；厂里不允许他在厂里吃饭，更不允许他在职工集体通铺上住，禁止老乡留宿，谁留宿扣谁的钱。吃和住都得在五千块里开销，熬了一个星期，从此在江海平原上消失。

我能深刻地领会这个小伙子刻骨铭心的无奈和忧伤。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知道，不能光无奈，不能白白受伤，如果选择沉默或者等待，只有一个结果：年轻的时候穷愁潦倒，年老以后无依无靠。他靠不到天，也靠不到地，他必须坚强，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讨回他理所应当讨回的公道。这过程不用想象都知道有多漫长，可对他来说，别无选择。

我想跟他交流一下，问问他的近况。可转念一想，我该跟他从哪一句话说起呢？谈事故，这小伙子肯定不如祥林嫂，也不会有兴趣；论人脉，在这地方我肯定不及他；讲法律，我是肯定不及他的，他不但在学，而且在背诵。有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又花这么大的工夫学习法律，假以机会，他不但能准确地指出那件事依据那条法律条文，甚至能当庭整段背出。他会在不断碰撞的过程中不断成熟，不断强大，不断接近他的目标。

法律是他的重要依靠。我不禁希望这东西不仅能像催生万物的东风那样，帮他走出人生的阴霾，点亮他生命的色彩，而且还能帮助更多的人走出人生的阴霾，点亮他们生命的色彩。

这样的人多了，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有更多的基于平等、公平、正义基础上和谐。

离开书店的时候，望着满大街如水的灯火，我突然想起那些即使没有人来喝彩也照样要精彩绽放的山花。我没忘记回过头去，再看那小伙子一眼。我在心底默默地向他致以发自肺腑的祝福——即使别人说这是文人的酸腐，哪怕连我也明白，祝福这东西只是一种善，对他来说既不遮风，也不挡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