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萦绕在心中的“幽灵”始终驱赶不去，想描述又因种种原因拖而不决。前几天看到简友“微雨夕阳”之《我的老师们》，终于下定决心要了确心愿，将那个特殊年代（十年动乱）陪伴我度过青春年少的灵魂工程师们，展示出来，让大家能一睹他（她）们的风采。
（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年，小学由生产大队（现在的行政村）主办。也许是父母觉得把我继续“放养”不放心，在刚满五岁时，便让我同哥哥一起上学。启蒙老师为我的同宗兄长，他的学历我始终没弄清楚，尽管他不会普通话（那时也不要求用普通话教学吧），但教初小语数，我觉得非常称职。第一学年结束了，哥哥升到二年级，可我却留在了一年级。心中不服也不甘，便去找老师理论：“我同哥哥一起上学，一样读书，考的也不错，为何他升级我不升级？”兄长加老师当然是神回复：“他读的是大一年级，你读的是小一年级，你必须读完大一年级，才能读二年级！”年幼无知的我，就这样被兄长加老师“忽悠”了。
四年级时，他已是小学负责人，并继续担任低年级教学，数学（那时为《算术》）老师则由全大队文凭最高（初中）并担任过大队会计的人担任。阴差阳错，在学习追击问题的那个学期，两次考试都没取得好成绩，一次63分，一次68分。虽然这个分数在同年级中不差，但我那身兼老师、领导的兄长却看不下去，也不能容忍，特意就考试问题到班上召开专题会议，了解学习中的困难，分析教学不足，并严肃批评了个别同学因为骄傲自满，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的现象。虽未点名，但我深知那个被定性为骄傲自满的人就是我。自责的同时，伴随的是委屈的眼泪。自责的是难度稍深的内容我就掌握得不好，让老师失望了；委屈的是我的字典中没有骄傲二字，学生有问题，老师也可能有问题，即使他的水平完全可以胜任教学，但毕竟是“拉郎配”般地配置老师，他的授课方式、方法也可能存在较大问题。不过，作为校长负责人的兄长是不是也同数学老师进行过改进教学方式、方法的探讨，我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当年的我才十岁。
尽管当时的小学学制为五年，可是我却读了七年才毕业。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大、小一年级，多读了一年外，就是由秋季改春季，再改回秋季的来回折腾，多出了两个半年。老师的最高学历也就是初中，虽然没有人们常说的“一桶水”，可他们认真负责，倾心教学，把碗里的水全部转交给了我们，也是那个年代的特色。尤其是老师加兄长双重身份的启蒙老师，虽然现在看来他忽悠了我，也“冤枉”过我，但我始终对他心存敬畏和感谢。如果他再忽悠我一次，让我的小学变成八年，不是正好赶上在校期间恢复高考，那学到的东西是不是更多，考上的学校也许就是“985”、“211”了。
（二）
1973年的秋季，我走出山村，迈进公社（区下辖）初中。很幸运，尽管是三班，但我觉得老师的配备很好。
语文老师是位女姓，也是班主任。应该是师范科班出身，课堂教学很有感染力和亲和力。尤其是对我这个小不点，厚爱有加，课堂上重点关注，课堂外关怀备至。班委会给我一“读报委员”的席位，负责组织班上的政治学习。劳动课则按照我的劳动能力分配任务，适当照顾，从不强我所难。记得一次全校劳动，因时间紧，不可能回家吃饭，她拿出自己的饭菜票，让我去教工食堂吃。老师那不经意的馈赠，让我终生难忘，自认为不会逊色那“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只是好景不长，她调走了，去了一个我并不知道的地方。
数学老师由学校教务处主任兼任，虽是转业干部，但教学水平高，他讲授的解方程是我当年最感兴趣、掌握最好的知识，也为我后来的自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光数学讲得好，写作也不含糊，还对我的作文提出过重大的修改意见。那是学校组织的“忆苦思甜”活动，应该是班主任将我的作文《我的家史》转到了他的手中，作为活动负责人的主任看完后，觉得不够严谨，便通知我去见他，耐心地帮我指出文字中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让我受益非浅。修改后被推荐到全校大会上发言，从此成为全校政治活动的不二人选，直到高中毕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师初一下学期也没有继续担任我们的课程教学，后来多次升迁，在大公社文教干事（助理）任上退休。
两位主要任课老师的相继离任，揭开了我学生生活的走“麦城”之行。新来的语文老师也是女姓，县师范“工农兵学员”毕业。尽管那时实行的是推荐上学的制度，但其中也应该有龙虎之士，只怪我们运气太差，碰到了“南郭先生”，她根本就没有能力完成我们的教学任务。我清楚的记得，在学习枊青的《梁生宝买稻种》一文时，不明白“他那茁壮的身体，站在这异乡的陌生车站小街上”中的“异”字是什么意思，便虚心找她请教，得到的回答竟是：“异乡可能是个街名”。霎时让我对她的尊重和崇拜感全失，一股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充塞全身。就是觉得不是街名，才去找她解惑的，结果……，用大跌眼镜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明白“异”的真正含义，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误人子弟，由此产生了不尊重她的叛逆，上课时不回答提问，甚至直接对抗……。同班族姐实在看不下去，主动找我做工作，我才逐步减少叛逆行为，恢复正常。
到了初二，大概是因为“批林批孔”运动，加上不断的“学农”，占用了过多的教学时间，课堂教学不断缩水，对老师的印象也很模糊，唯一记得的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曾经对我的作文进行过修改，将诗文其中一句后面的四个字改成了“霜染鬓毛”，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
伴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 我们结束了初中的学业。由于少读了“小一年级”的哥哥，通过到嫂子任教的异地高中先就读、再转学式的“曲线”升学，给我创造了直接升学的条件，我上高中没费周折。
高一的班主任是曾经给哥哥授课的老师，自然对我多了一份厚爱和关注。只是由于当年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红字在前，他更多的是要求我“红”。面对既没深度，又没广度的课程考试，我始终名列前茅的成绩，可能让他忧心忡忡。如是特意找我去谈话，他那“你现在是只专不红，按照现在的状况，你应该改名，将红改成专。今后不能只学文化课，更要重视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说实话，我至今也没有明白他当时找我谈话的动机，更没有明白怎样才叫要求进步。尽管当时没有弄清楚学校的政治运动为什么会如此之多，目的何在，但始终都是积极参与者，专栏、园地给我“预留”着版面，全校大批判的讲台从未缺席，都“红上天”了，还能怎么红？后来逐渐明白了，他也许是想让我们都成为“不学ABC,照样是革命接班人”式的学生（注：七十年代，在中国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乡），有一名中学女生叫张玉勤，她在一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老师在她的答卷上批注：马振扶有个张玉勤，不学外文想成神，……。面对老师的批评，她思想压力很大，最后，她选择了死亡。跳水库自尽了。这事被中央文革知道后，出于政治需要，她的班主任、校长，也被抓了起来。这是文革时期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悲剧之一。）。
好在第一学期结束后，学校组建“政宣班”，我应该是因为文笔尚可，被选进新班并成为创作组成员。说创作那肯定是鬼闹，老师不教写作技巧，甚至他们也创作不出什么好的文艺作品，带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会创作？至于大批判文章，那自然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加上一些自己的小观点的炒剩饭式作品，那里会有什么新意。
真正发挥我们创作组作用的，是宣传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兴建毛主席纪念堂的“两个决议”时，我们带上决议和自己写的学习体会，去桐柏山深山老林中走村串户半个月，向无法安装广播、也订阅不了报纸的农民传达中央的决定。但语文老师是不是对我们的文稿进行了修改，早已想不起来了。
1977年春季，“四人帮”倒台后，学校逐步有了学习的氛围，语文虽然仍是学习“五卷”，但数学、物理在没有课本的情况下，由老师详细演示例题进行教学，算是抓住了义务教育的尾巴，学到了些许知识。相信不光是我记得几位老师的名字和相貌，全班同学们也应记得老师们讲课的言行举止，甚至肢体语言，毕竟他们站在讲台上，履行过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责任。
（四）
专心学习的好景不长，我们毕业了。但三个多月后传来恢复高考的喜讯，让我再次有了与老师相聚的机会。1978年抢插早稻的任务结束后，母校决定举办一个补习班，老师们想起了我这个在校期间“只专不红”的学生（至于是哪位老师提名，我至今也没有去问寻过），给我发出了参加补习的通知。在母亲的支持下，我再次走进高中校园，进行了为期四十天的补习。除化学外，其他老师应该都是原来的授课老师。物理老师给我的帮助最多，无论什么时间、地点，只要我找到他，都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解惑答疑，经常是汗流浃背、废寝忘食。化学老师（一位通过师范短期进修后上调高中的老师）不知道是自知水平有限，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还是真的让我们学术有专攻，采用的则是相反的模式，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化学，毫无基础，奉劝大家放弃。两位老师不同的态度，导致我考试结果的冰火两重天，物理几乎是满分，而化学则只得到40分。我在孙山之前的成绩尚且如此，那孙山之后的肯定好不到那儿去。语文、数学老师也是尽职尽责，课堂授课内容完成，我就基本掌握，不需经常去刨根问底，打扰的次数也就不多。
这就是在成长路上，陪伴我度过小学、初中、高中时期全部老师的客观描述，相信大家在心中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好坏优劣的区分。
我当然深知，“工农兵学员”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让他们成为“塑造”我们灵魂的工程师，即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不幸，当然也是他们自己的宿命。
好在，那种时代已经掩埋在历史的黄沙中。
201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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