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红杏不出墙

一朵红杏不出墙

此红杏彼红杏，她是腊月里的红杏。

          ——题记

“腊月八，眼前花，还有二十二天过年家，有猪的，把猪杀，莫猪的，打娃娃……”

腊月初八一过，年的味道越来越浓郁，在九十年代的农村，年，很大程度上和猪有关。

当时，劳务输出观念相对淡薄，村里的男人们一年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几亩薄地较劲。女人们农忙时给男人搭手上地，农闲时，除了操持一家子的吃喝拉撒，还喂一栏鸡，一头猪。

黄三娃年纪轻轻，子承父业，是村里唯一的杀猪匠。他家基本处于村子中央，和我家仅隔一道小巷子。

一交上腊月，以黄三娃家为中心的周边充斥着浓郁的血腥味和臭烘烘的猪粪味。每有猪的嚎叫声在村里响起，小娃儿们就急里忙慌地冲出大门，看大人们连拉带扯，把猪赶进他家后院的的屠宰场里。

我胆小，也嫌脏，最多跟到黄三娃家大门口，从不肯进去看一眼。

第一次目睹黄三娃家杀猪的盛况，我上高一。

去看他们杀猪，并不是因为胆子大了，是因为红杏姐。

红杏姐比我大五岁，和我家沾亲带故，她是父亲的学生。

我上初一时，红杏姐高三，我们住同一个宿舍，挤同一张床。

红杏姐人如其名，脸庞常年带着淡淡的绯红，一双黝黑的眼睛，笑的时候，弯成两个月牙，给人面对的不是寒酸朴实的农村女孩，而是三月桃杏花的错觉。

红杏姐是山里娃，个子高，人长得结实，由于从小常走山路的原因，运动神经发达，被老师选进是校高训队，是体育特长生。

红杏姐凡事都较真，无论是文化课，还是训练体育项目，都死磕死磕地认真。

每天早上五点半，她和队员们一起翻出校门环城跑步训练体能，我看着有意思，也要跟上跑。起初红杏姐嫌我太小不同意，后来拗不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我跑了几次。

起初确实累的够呛，跑一半不到就眼冒金星，换不过气。红杏姐教我呼吸的窍门：“你才刚开始，不要急，跑的时候，别紧着气呼吸，放平缓，三呼三吸……”

在她的引导下，我慢慢的摸着了长跑呼吸的窍门，体能比以前好了许多。这一跑，就跑了三年，和红杏姐在一张床上，挤了三年。

我初二，红杏姐高三复读；初三，红杏姐继续高三复读。

大多数时候，付出不见得就有回报。

最后一年补习，红杏姐压力巨大，鬓边悄然出现的白发丝，藏都藏不住。她说，这是她最后一次机会，贫寒的家境，老实巴交的父母，对她已经尽力。家里的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眼看要上高中、初中，她若是还考不上，就再也没有读下去的理由了。

黑色七月来临，天不遂人愿，红杏姐再次与大学失之交臂。

八月，我上高一，红杏姐家里开始张罗着给她找婆家。

翻年后，有人把红杏姐介绍给了黄三娃。黄三娃看上红杏姐开朗的性格和结实的身材，红杏姐家里对黄三娃殷实的家境和高出常人的彩礼也表示满意。

同年十月，红杏姐被迎进了黄三娃的家门。

红杏姐嫁过来后，我去找她，她一改往日的大大咧咧，一副新娘子的样子，就如那含苞待放的杏花，竟然也有了几分女儿家的娇羞。

我傻乎乎地问，“姐，有想看的书没，我给你找”。红杏姐摇摇头：“我是刚过门的新媳妇，才能得闲几天，以后哪能天天坐着看闲书。”

黄三姐夫疼爱红杏姐，没让姐沾手他的杀猪事业。可腊月里，家家户户都排队等着杀猪，实在太忙，黄三姐夫一人忙的昏天黑地，红杏姐终于正式步入了这一行当。

黄三姐夫的屠宰场，实在算不上一个场，方圆顶多五六十个平方。靠门右边是一个简易的猪圈，关着待宰的猪。往右有一个半尺来高的台阶，台阶用水泥摸光，占整个场子的大半部分。台阶上靠近猪圈的一角搭着一个木头架子，横杆上明晃晃挂着几只硕大的铁钩子。架子旁边支着一块油腻腻的铺板，铺板上，沾着零星的血迹和肉末。

台阶另一边靠墙盘着一个大灶头，上面架一口直径约五尺的毛边大锅，锅里的水热气腾腾。红杏姐就蹲在灶头下面，拨弄着灶头里的柴火。

我走进场子，靠近灶头，喊了声姐，红杏姐抬头看到我，一把将我拽到她身边：“你怎么到这来了？脏的很，快出去！”

“你都能呆，我为啥不能？我做作业累了，给你作会伴！”

红杏姐找了一小块木头墩，吹吹上面的尘土：“给，你坐我这边，这边干净些。”

当时杀猪也是件大事，每家杀猪，都要叫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帮忙。

透过红杏姐脊背，我看到几人合力把猪捺在地上，黄三姐夫在猪头那边，他单膝着地，另一个膝盖跪猪前腿上，左手拽着猪耳朵，右手拿一把尖刀，在猪脖子上一捅，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猪血瞬间迸出来，汩汩地淌进台阶下撒了盐的瓷盆里。

血淌够半盆，猪也死差不多了。他们把猪抬进了热气腾腾的毛边大锅里。

尽管红杏姐早就把我拉离了锅边，还是被扑面而来的血腥味和猪臭味熏的喘不过气。红杏姐脸色也好不到哪去，尽管从农村长大，可这么恶心血腥的场面，她估计也没经历多少。

我看着红杏姐，眼眶慢慢红了，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红杏姐拍拍我的肩：“跟着当官的做娘子，跟着杀猪的翻肠子。人吃什么饭，都是有定数的。别难过了啊，姐好的，你可要好好学习，知道么？”

我胡乱点点头，仓惶逃出了那场子。

门口围了好些人，讨论着刚宰的这头猪肥不肥，能称多少斤……几个半拉子大的男娃儿拿着主人家不要的猪尿脬，吹涨了当球玩。

几个小孩嘴里喊着：“腊月八，眼前花，二十二天过年家，有猪的，把猪杀，莫猪的，打娃娃……”

那次之后，陆续找了几次红杏姐，她都忙得脚不沾地。慢慢地，只要是腊月里，我就不再去找她。

几年后，我上师专，寒假放假，已经腊月了。去找红杏姐，不凑巧，她正在和黄三姐夫打扫战场。

自从嫁给黄三姐夫后，红杏姐一年比一年胖一个圈，嗓门随着她的身材，越来越大，但性格比以前更开朗。

黄三姐夫的屠宰场没有任何变化，红杏姐洗刀刷锅冲地，一连串动作干净利落，她不时抬手拿袖口擦拭鼻头上的汗，额前的一绺刘海因为汗水的关系，粘成一股，时不时刷到眼睛。

我踮着脚捡稍微干净的地走到红燕姐身边，从头上拆出一只小发卡，把她的刘海别到脑门后面。猪油味，血腥味，猪粪味，猪身上所有的味道从红杏姐身上散发出来，我屏住呼吸，退回到门边。

有点失落，记忆中那个教我跑步要“三呼三吸”的红杏姐好像越来越模糊了，眼前的这个，和环城跑步夜夜苦读的红杏姐，怎么也重合不到一起。

我继续站门口，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她聊天。

场子冲洗干净后，黄三姐夫和另一个邻居从旁边的猪圈里又赶出了一头猪，我还奇怪，问红杏姐，“今天好像人少”？黄三姐夫哈哈大笑，“有你姐一个，顶他们几个”。

果然，红杏姐的天赋不在书本里，而是在黄三姐夫的屠宰场里。硕大的肥猪嗷嗷挣扎着不肯就范，红杏姐、黄三姐夫和那邻居合力把猪捺倒仔台阶边，红杏姐半跪式地压在猪身上，和邻居合力紧紧摁住猪的后腿。黄三姐夫的位置和工序没变，仍一只膝盖跪在猪前腿上，一手拽住猪耳朵，一手拿尖刀。手起刀落，血放的差不多了，猪就不再弹挣了。

他们仨把猪抬进锅里，猪在热水里被推来推去，这我以前见过，烫软了，好退毛。

黄三姐夫刮毛不用刀子，而是一种叫锈石的石头。把锈石握在手心，朝着一个方向，削在猪身上，一片片的猪毛就连根应手而落。红燕姐没用锈石，她在猪脊背上揪住一撮鬃毛，一拽、一拧，鬃毛就在她手里了。她把鬃毛码在一边，抬头朝我笑笑：“鬃毛不能扔，有人收。”

退光了毛的猪放在铺板上圆圆白白的，比起以前干净不少。黄三姐夫开膛破肚掏心挖肝，红杏姐整理收集清洗肠肚，整个过程，他们俩配合默契，嘴里开的都是和杀猪无关的玩笑，好像八百年前就是如此。

那天，在黄三姐夫家出来后，矫情的我，情绪低落了很久。

后来，村里盛传，红杏姐力大如牛，一扇百十来斤的猪肉，她一人用膝盖一顶，就能从地上翻到铺板上去。听了这些，我不知道该欢喜还是该难过，咋都不是个滋味。

终究，随着工作、嫁人，我和红杏姐的交集日渐减少。

村里越来越多的村里人外出打工，很少有人再喂猪。

红杏姐和黄三姐夫不再杀猪，在小城的另一头开了个小饭馆，主卖红烧肘子和猪头肉。他们的饭馆物美价廉，红杏姐和黄三姐夫性子好，对人热情，他们小店客源稳定，生意很红火。

去年，红杏姐的一双儿女同时考上了大学，我去店里看她，她红通通的脸上，洋溢着掩不住的笑意。

也许，这才是适合红杏姐的生活，虽然她外表比以前粗糙了，可她脸上的笑容，却是发自内心的。

或者，自始至终待在边上矫情的，就我一个而已。

谁还记得，腊月八，眼前花，还有二十二天过年家，有猪的，把猪杀，莫猪的，打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