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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药价过高的问题，导致一帮为活命奔波的病人和代表精英阶层的药代产生了对抗。一方为了活命，一方为了高昂的药物研发成本，双方的出发点好像都有道理。
但是心里还是会感到隐约的不公平，因为双方博弈的筹码不同，病人的是生命，对方只是利润而已。（这里不探讨药物研发的艰难和巨大成本）
面对乌烟瘴气，都需要戴口罩去隔离的病人，去对抗拥有新闻、法律、安保等资源武器的群体，是必输无疑的，因为他们输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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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低一层次的需求获得满足后，就会向高一层次的需求发展。
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安全的需求是最强烈的，其他需求则显得不那么重要。此时人的意识几乎全被安全所占据，所有能量都被用来确保自身安全。
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尽可能的活下去，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当人从安全需求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求如社交和尊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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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思慧可以为了（家人的）安全需求去跳艳舞；程勇帮她渡过难关，她也愿意宽衣解带。为了自己和别人能多活一段时间，黄毛干脆直接去抢药片。
尊严和法制呢？这些不是不重要，只是面对能否有钱吃药多活一年的时候，他们真的无暇顾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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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黄毛的首次出场，气势汹汹，又理直气壮。虽然他是在干违法的抢劫，但这种气势还是瞬间吓住了吕受益，让他不知所措。并在吕受益阻拦未成之后，又多拿走一瓶。
有人会有疑问，黄毛和吕受益都是白血病人，面临的需求层次应该是相同的。甚至吕受益还有家庭的牵绊，求生的欲望会更强烈吧。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身体状态并不会把人固定在某一个需求层次上。
此时程勇从印度代购药品成功，吕受益不再担心吃不起格列宁。他的能力条件发生变化，需求层次也会进行调整。目前他最重要的是把药品成功的销售出去，他面临的需求已经高于黄毛的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药品的珍惜程度也就远远小于黄毛了。
同样的，等到程勇害怕坐牢，把进药渠道拱手交给了骗子张长林。吕受益在吃不到便宜的格列宁后，需求层次又迅速被打回了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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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几年前，我还是个柔弱的孩子，一天晚上在路边吃小笼包。一个流浪的孩子，比我还要小一点，直接把手伸向笼屉拿着小笼包吃。我看到了不是对他加以拒绝和呵斥，而是愣住了，茫然的看着他吃了好几个滚烫的包子。最后还是长辈出面，把他赶走了。
我与抢包子吃的流浪儿进行了短暂的对抗，输了我可以再买一笼，他输了只能饿肚子。虽然他的斗志比我要强太多，但是失败的代价也是更大的。
我的呆滞，除了恻隐之心外，还有对他这种强烈生存欲望的无力感。饿了好几天，看到眼前的小笼包，管它是偷是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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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有很多饿了好几天，面前有“包子”却不能吃的人群。当时我的站位就和影片中强势的药企、政府、医院、警察局一样一样的。
病人们要的是尽可能的活命，我们却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和谐稳定、药品回扣分红以及一份让局长上级满意的答卷。
我对于警察局长没太多好感，尽管他看起来义正言辞、铁面无私。他强力彻查印度药品的原因，是因为外国企业给了政府太多的压力。对比我们都爱的小哥哥周一围，不仅仅是他春光乍泄般的油头粉面让我们着迷。而是他得知真相后，面对病人们的共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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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法没问题，但小哥哥总觉得哪里不对，没有底气的样子，像极了十几年前的自己。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回头看，过去的历史总会给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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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其代表作《史记》中写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翻译翻译就是“老百姓吃饱了才能知道什么是礼仪，不缺吃穿才会明白耻辱和荣誉”。这和现代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不谋而合。
让一帮生命健康都无法得到保障的病人去承担法制的代价，这未免过于残忍。说他们违法了，他们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也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明显的是，跨越了好几级的需求，病人付出的代价不仅沉重，而且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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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需求层次的严重错位，就会导致很多的社会悲剧发生。
明白这些才是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础，乱了顺序的结局，我们不是没有过惨痛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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