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天津马场道。母亲送已经7岁的我去上学。原来在泥里滚、土里刨的我就成了上学堂的小儿郎。
记得当时家里很穷,我是用一块旧布包着书本,跟在母亲身后去的学校。
学校是马场道办事处刚成立的民办小学,一间临街的车库既是学校也是教室。50多岁的胡老师是街道聘请来的一位原国民党军官的太太。
我那时对上学的概念还不清晰,更不懂课堂纪律。每当有洒水车从车库门前经过,我就欢呼着跑出去浇一身水。慈祥的胡老师很有耐心,经常领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去她家补课。胡老师的家距学校很近,在一栋三层楼里,有很多木地板的房间,还有很大的保龄球健身房。补课的时候我也犯“多动症”,不是打翻了墨水瓶,就是跑去看胡老师的儿子打保龄球。
“六一”儿童节,胡老师要带同学们去水上公园游园,要求大家穿上新衣服。我没有新衣服,就不甘心地躲在远处偷看同学们整队出发。胡老师发现了我,领我去她家,找出她儿子小时候的衣服给我穿上,还给我拿了午饭,使我也加入到了队伍里。
三年级的时候,民办小学在一片居民区的空地上盖了一排平房校舍,扩大了招生。这时候胡老师已经不教书了,学校聘用了几名归国华侨当老师。我们的班主任石老师就是一位年轻的女华侨。
石老师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虽然黑一点,但长得挺洋气,穿得也很洋气,头上戴着一顶蓓蕾帽,半高跟皮鞋走起路来咔咔响。
石老师对我挺好,课堂提问时,只要我举手,她就会优先叫我回答问题。这样也促使了我上课认真听讲,准备回答下一个问题。但不知什么原因,石老师上课时经常捂着肚子疼痛难忍地伏在讲台上。每到这时,别的同学都不知所措,只有我自作主张地跑去叫来别的老师,把石老师替下来。
突然有一天,石老师的女神形象在我的心目中轰然倒塌了。那是放寒假的一天,我随母亲去粮店买红薯。粮店里卸红薯麻包的装卸工进进出出,一位“土猴子”似的装卸工包着头在吃力地揪拽着麻包整垛。忽然,我觉得这个“土猴子”的身形那么熟悉,目光相遇的一刹那,我惊呆了,这个“土猴子”竟是石老师啊!当时我伤心地跑出粮店,真想大哭一場。
那时候,有些事情我还想不明白,不知道石老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只以为是她上课经常闹病学校不要她了。开学后,又有一位男华侨老师也被解聘了,人们传说是因为“特嫌”问题,也就是说他有特务嫌疑。这样看来,石老师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才被解聘的。那个年代,有海外关系的很容易被怀疑。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石老师。对石老师的怀念,使我童年的句号划得有些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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