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母亲

        追忆我的父亲母亲

                    张茂怡

 

      春节过后，经历几场春寒，暖风终于占上优势，并呼唤着在大自然中挨过严冬的树草复苏。假日暖阳明丽，走到郊外看看路边山坡和田野，鼠菊草开始漫野伸长，田油麦也在春天里为大地打扮第一份绿装。春天虽然带回了初绿与暖阳，但山边一些墓群依然枯草临风，屈指一算，清明又将临近，不知不觉头脑里又萦绕着对故去亲人的思念，父亲、母亲慈祥的面孔依稀浮现于我的脑中，我这个故乡的离子，仿佛又回到童年在父母身边的情景。

      岁月像一把刷子，很多经历过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在记忆中被时光抹去，但我对父母的印象却随着年龄的增叠而更加清晰，也许这是父母养育恩情所在，是我童年艰苦日子的刻骨铭心。每每想到童年，心中就泛起对饱经沧桑的父母的无比愧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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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乡在福建省寿宁县的斜滩镇，与全省各地福建人一样，我的祖先在很久以前从河南的清河郡迁徙而来，不知到了哪个朝代他们最后定居在斜滩镇韶江河对岸的八斗岔，经过开拓与创造，建立起一个与世相对隔绝的独立小庄园。然而世事变化无常，父亲在年幼时期，庄园在战乱和几次土匪抢劫中失去了原有宁静和自足，在父亲三岁和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失去双亲的他只能寄养在叔伯家暂度时日，差不多有一些劳动能力时，就被送往斜滩镇最大的郭姓大富人家当长工，一直到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福建，父亲作为解放军第一批解放的贫苦群众，开始享受了新社会的平等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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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并不是初婚。父亲的前妻是一位斜滩镇南澳洋村庄的独生姑娘，出嫁闹洞房时，有人出于恶作剧，将当年那种简陋的床板抽去，害得新娘子当晚摔到床下，受到巨大惊吓，按照农村习俗，这叫“丢了魂”，不知父亲当时是否有请法师进行招魂呼喊，不久父亲娶回来的这位新娘子就病逝了。母亲也是镇里一个叫香菇山村的人，经媒人撮合嫁到张家。父母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六胎，每隔三年生育一胎，因此，母亲的孩子们的岁数比较好记，只要记得一个年龄，按三岁依次前推或后移，就能算出其他子女的岁数。我是家中老六，在家里算是“剩尾托”，因此童年时都被街坊邻居称为“小小”、“西西”，直至外出工作后，人们才没有这样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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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与母亲生活那个时代，物质生活之匮乏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因为匮乏而使日子艰辛异常，也因为匮乏，暴露出一些人性的沦落，但父亲与母亲不因这种匮乏而丧失人格，他们以最朴实的德操和最勤劳的拼搏，不断创造家庭的温饱，庇护子女们的平安，把6个儿女拉扯长大，并先后送到旧式和新式学校念书，坚定地为孩子们的发展铺垫基础，以致后来全部走上工作岗位。如果没有父母含辛茹苦的这份坚定决心和战略眼光，恐怕子女们的命运无法想象。每当我看到兄弟们和第二代、第三代因读书而出息时，我都会想起父亲立下的这份最可贵的家风。中国自古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念好书，黄金前程与美貌少女自会看上书香人家，我家穷苦，但儿女们多有文化，这与父亲的严厉督教和兄弟们用心读书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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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身解放初期，政府在家乡开展土改，这个时期没收了地主全部土地和大户房产，政府在镇上人群中进行分地或安置城镇人员，听老一辈人讲，当时镇里要分出两类不同经济人群，一类是农业人口，一类是居民人口，工作队为此进行简单的“户口站队选择”，愿意农业户口的站一队，愿意居民户口的站另一队。有人问什么是农业人口？什么是居民人口？政府人说，农业人口就是分地种地人口，按每户人丁数分配土地，居民人口则没有分地，但享受国家每月定量大米供应，也就是拿米证买粮的人口。在这次土改中，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因对土地的渴望而选择农业户口，而父亲却选择居民户口，并且放弃了祖上庄园周边的土地。父亲的这个选择在建国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里显示出极其伟大的家庭战略眼光，尽管我们这个城镇居民人口完全依靠劳动创造养活自己，但还是享受了具有明显区别于农业户口的优势，升学、当知青、参军、招工，处处都占有类别优势。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的故乡，不少农业户口人家一直后悔当初的选择。在乡亲之间闲聊时，“户口站队”成为解放后家乡人笑谈往事的一个话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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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一个很会隐忍的男子汉，干活时他话不多，可能是生活压得他无暇闲聊，但到了晚上收工回来喝上几盅后，他才会打开话匣子，他虽没有文化，但说出的话有的却是真理，比如“一种谷米养出千百种人”、“闲事莫管，白饭吃三碗”、“国家国家，有国我尼人才有家”、“国法如天，莫去碰”、“生意看秆头，诚实在心头”、“实实在在做事，莫青天白日做梦”、“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等等。他教育我们最多的就是好好珍惜念书机会。记得在小学、初中班上，一些同学往往因学校不是主课，而以“拔猪草、浇菜园、带弟妹”等等理由请假逃课。而我的父亲，不仅不赞同这种投机取巧，甚至体育劳动课也不让我请假，一切劳作苦活都不会用孩子逃课帮忙的方式去减轻。每每提到念书，他的眼光中似乎还流露出过去不能念书的痛苦表情。父亲童年不能念书，全是因为他的身世，在大户人家做长工，念书只是一种奢想，富人家请了私塾先生给孩子教书，父亲几次路过学堂，躲在学堂外面偷听先生讲课，几次都被狠毒的私塾先生用教鞭打得伤痕条条。父亲成家后有了孩子，第一想做的就是让孩子念书，圆他一辈子想圆的梦。尽管白天累得直不起腰，每当听到孩子念书声时，父亲脸上都会绽开微微的笑容，晚间店铺打烊后，他一边抽着水烟，一边半闭着眼，享受孩子读书的内心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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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称为区公所，当时区公所就设在我家隔壁，是我父亲辛苦半辈子劳作的大户郭氏丰记大房，这座房屋是镇上最大规模的木质结构房，前期做区公所，后来改为公社，再后来改为中心小学，可以容纳几百个学生上学。在我故乡寿宁县民间，有一种存粮管理办法，那就是在堆好的谷子或麦子上面均匀地加盖特制大木印，一旦印记被破坏，就说明粮食有人动过。在我一岁多时，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发现堆在二楼房间内的小麦印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在排查过程中，有人首先想到我父亲是做面条加工的，麦子被偷可能与我家有关系，于是就来了几个武装人员将我母亲带走，母亲被关在公安特派员办事处，那时我还没断奶，父亲抱着我去探监，看管干部把母亲从监房里带出，母亲就在大厅的一张大桌子上给我喂奶，这时来了一个姓陈干部和特派员，他们凶神恶煞般地冲向母亲，并用拳头在桌子上猛擂一声，大吼“谁允许把小孩带到这里的”，我人小胆弱，在那极其恐惧的监房里被吓得大哭，父亲把我抱回家后，我就生病了。母亲不久被放回来，公社查出真正偷走小麦的是住在我隔壁的郭姓大户人家的后代，这个女人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嫁出后社会就变天了，她们一家被清出大户内室，分住在与我家连体裙楼里，她们住的是暗房，透光性极差，即使白天也无法看清周围。大概是解放后生活的极其窘困，这个女主人见到隔壁原来属于自己的房屋内有公家小麦，而且是敞开式堆放，于是动了贼心，偷了几斤回家充饥。这个女人被公社抓走后，我母亲才被放了回来。可是，受到惊吓后的我此时已经是奄奄一息，脸色蜡黄，气息微弱，命悬一线。亲戚们来家里探视，有人认为我这病是被公社干部吓丢了魂，必须请法师搭台招魂。父亲和母亲赶紧请来镇里最有名的法师，在我家二楼搭起招魂台，我就躺在大厅招魂台后，那法师穿着黑袈衣、戴着道人帽，手执长须帚，在我床前不停转悠，不停诵经，并有锣鼓跟拍奏合，法师把疏文点燃后还对着天空三声呼喊，直叫“某某某，回来吧，回来吧”，旁边有人紧随回答“回来了，回来了”。我最小的四哥，看到这种阵势，觉得好玩，后来不知不觉间常学法师做法，吟唱法语经文，也常被大哥瞪眼训责。这场法事的确有效，我的小命在冥冥之中被捡了回来。虽然家中蒙了冤、破了财，但总算捱过了一个坎，本份善良的父亲母亲也都庆幸家庭恢复了平安，生活又在艰苦负重中往前迈进。而公社干部却从未因抓错关错吓错向我家赔偿、向我母亲道歉。我记得在后来的政治运动时期，那位恐吓我、差一点要了我小命的干部被抓到台上，我大哥一个箭步登到台上，当着几百号群众，狠煽了那个干部两个耳光，煽后，大哥问他，你知道为什么煽你耳光吗？那个干部似乎知道，连连说两句“对不起、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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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庭人口多，在过去那个年代，生活之困难超乎现在人的想象。父母和我们兄弟姐两代人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处于年幼弱小的我，在那场举世惊骇的大饥荒中幸存了生命。我们家虽然是居民户，但除了“大跃进”，我不知当时还有什么原因造成家庭断炊。有一段时间家里缺粮严重，记得有一天姐姐从公社食堂排队取到一杯米汤后，背着我、牵着四哥回到家里，当她带着我们上楼开门时，门被倒插，无法推进，姐姐连连说“奇怪了、奇怪了”可我们走到楼下后，楼上却响起了开动插梢的声音，我们返回楼上，姐姐把门推进去后本能地反应“是不是小偷来过”她一个劲地冲向灶台，掀开锅盖，发现炖在锅里的两罐饭没了，几个马零薯也没了，姐姐一阵惊恐，她还指望着把饭取出来和着公社排队来的米汤喂我吃。父亲闻讯后赶回家里，安慰了姐姐后，长叹一声，无奈地又到店上去干活了，那天中午我有幸喝上几口米汤，可全家人就饿着肚子。再后来，姐姐带着我和四哥上山去，在农业户人家的集体地里翻着冬天的土壤，希望能够找些地瓜根块、烂地瓜叶什么的回家充饥，在各种采集的野菜中，我印象最可口的是烂地瓜叶，虽然难看，黑乎乎的，但吃起来带甜味，那时肚子特别饿，吃起来算是一大美味。比较难入口的是一种叫山猪子、叫金刚刺的根块植物根块磨成粉后烧成的糊状食品，这种植物难以入口，入口后又在肚子里作怪，我三岁时吃了这种糊状物，到舅舅家做客时大便拉不出只得用竹签抠。由于我年幼，在那场大饥荒中，父亲和母亲都会特别照顾我，用米饭拌些炒熟的麦皮给我吃，其他人却吃加金刚刺粉和野菜。母亲看到年幼的我挣扎在饥饿的生死线上除了叹气，别无他法。

        父亲的手工面坊就在街道上，在那段时间街对面的巷子里发生了许多死人事件，我三哥常回忆，有的人肚子饿得走不动路，过几天却见身体浮肿起来，再过几天脸色蜡黄，然后再见到时，就是用破草席包一下送到对岸埋了。家里人口多，如果度不过饥饿这个关，对面巷子里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家，父亲愁得无路可走，母亲想起后头家里有一个兄弟是生产队长，应该日子会好一点，有一天叫我三哥提着籁篓到舅妈家，舅妈知道我们家人口多困难更大，在籁篓里塞上两条地瓜叫我三哥赶回家里，我三哥得到救命地瓜后舍不得咬一口充饥急步赶回镇里，路过一个叫岭门岔村时，被两只饿狗一路追逐，摆脱了饿狗，回到家中，一家人在断炊的情况下，有了两条地瓜，居然度过了最关键的生命之坎。这次救度，父亲很感念母亲娘家人，母亲更是为自家兄弟伸手救助感到庆慰。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三哥每年回到家乡扫墓都要去探视这个舅妈，哥哥说，如果当年没有那两条地瓜，我们也许无法度过那个坎。

      我家本来就穷，但还有比我家更穷的贼，有一次父亲发现家里米缸里的米少了，以为我三哥将米偷出去卖了或换什么东西吃，将我三哥绑在饭厅的柱子上。尽管三哥申辩，父亲仍然不听，母亲心痛，想送些东西给三哥吃，父亲也不允。后来还是三哥机灵，他对父亲讲他有办法破这个案。第二天，三哥装着去上学，却没有到学校，而是叫家人把自己锁入二楼仓间，躲在暗处等待小偷的再次光顾。我家居住地相当偏僻，除了隔壁的郭姓女人一家作为近邻外，别无他人。当大家都到店铺干活、去学校念书时，阁楼上响起了脚步声，这声音沿着木梯子一直下到二楼，然后停留在仓间门口，不一会儿广东锁就被轻易打开，小偷进入仓间正掀开米缸盖时，三哥突然从仓间暗处现身抓住了小偷。原来这个小偷正是隔壁郭姓人的儿子，也是三哥的同学，昨天他不敢偷多，只是偷走一点大米，想今天再偷一些，这样不易被发现。三哥对他说，“我被父亲责罚了一天，原来是你偷的”。这家人母亲曾偷了公社小麦，害得我母亲被错抓，现在儿子又当了小偷到我家偷我们本来就十分拮据的粮食，大概前面提到的锅里炖饭也是被他偷去，实是可恶。后来他们一家实在无颜面对，又因成份不好，只好移居到农村的老房子居住。几十年过去，现在想来，那家人也是可怜，地主成份、生活无着落、居住房屋像黑洞。如今回看那段历史，如果当年没有那样的大饥饿，如果当年有现在这样社会充满商业、打工机会，他们家人大概也不至于把心思盯在别人家的一点点粮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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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大饥荒警醒了父亲、母亲，当“大跃进”的是与非还在外界进行争吵时，父亲告诉家人“别人家怎么哄闹咱们不去管它，最重要的是自己家里要有存粮”。母亲在家里开始扩大养猪、养鸡、养鸭规模，我家生活在二楼，接地气的一楼全部用于养这些生畜。母亲身体虚弱，除了上面几位哥哥远出工作、读书外，我和四哥已经开始长大，姐姐那时还在家，我们组成了一支向山进军的劳动队，在父亲的带领下，重新占领部分我们祖上庄园土地或开发荒地种植，这些品种有地瓜、马零薯、芋头、南瓜、青菜、丝瓜、木麻黄等，一些邻居农民笑我们也成了“农民”，我们当然乐于被人这样看待，至少说明我们的种植成果也不错。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周围的农民都比较友善，大概他们都知道我们兄弟也就是在自己祖上的一些地里种些贴补生活的绿色植物，所以并不反对，当然更大的原因是父亲的为人和母亲的亲和友善。

      父亲不仅是制面老手、酿酒高手，而且也是种植能手，大概他长期从事地主家里长工所干的活有关。大饥荒以后的每年，我们家都有较大收成。当年革命委员会除了对私人种植稻米定性为“反革命”外，基本不太干预居民种植少量辅助粮食，因此，我们家每到冬天，就会在河滩上摆开阵势，和其他家庭一样刨地瓜米、洗地瓜粉，母亲虽然病弱，每到收成季节都会裹着火笼、围着布巾来到河滩，加入我们刨、洗、晒、收的冬作行列。而在整个作业过程中，一切重活基本是父亲或大哥操持的。二哥、三哥在外地工作，当年交通不便，回家一次比较难，但他们一回来，就会立即放下行装加入这个劳作行列。我们生活的这片黑土地和红土地从来就拥有博大胸怀，只要你重视她，到这片土地去劳作，土地一定会给你不霏的回报，有了地瓜米的储备和马零薯的季节补充，家里基本不缺粮了，每天饭桶里蒸满的地瓜米加白米饭，让我和几位哥姐们迅速成长。

      在自耕自种上，父亲还特别重视木麻黄种植，这种植物生命力顽强，无需垦复、无需下肥，每年麻黄收割后，父亲会用特制指套把麻皮刮去，而母亲就用这种麻白搓成丝线，然后缝制衣服，衣服制成后，除了留下一两件作为孝服备用外，其他一律请浙江平阳、泰顺师傅染成藏青色。我和几位兄弟都穿过这种麻纱衣服，特别是夏天上山砍柴，穿着这种麻纱比较透风，也不怕其它荆棘勾损。为了节省鞋子，父亲还亲自把着手教我们兄弟打草鞋，我小时候每年大约穿破五至六双草鞋。这些自给自足，是困难环境逼出来的，也是父亲引领我们闯出的一片生存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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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亲比父亲年小十六岁，但母亲由于生育了六胎孩子，加上家里营养严重不足，母亲先是患上肠道肿瘤梗阻，大概在我五、六岁时，母亲被送往福安专署第一医院手术，术前医生把我的几个兄长叫到外面，避开父亲做思想工作，指出母亲手术将要输很多血，只能由孩子每人轮流献血，我的兄长们对医生善意的安排纷纷表示服从，就这样母亲成功施行了大手术，切除了肠道肿瘤后回到家里静养，就在那个时段里，我认识了牛奶，也尝到牛奶的味道，母亲的营养品里有两瓶炼乳，我围在母亲病床前，母亲等大家离开时，打开炼乳泡了一杯让我吃，那是我童年吃到的无比美味的营养品。后来由于营养跟不上，母亲又患上慢性支气管炎，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基本上是躺在床上挨过每一个艰难日子的，母亲看着父亲一个人艰苦劳作，总想挣扎着身子分担一点，但每每有这样的分担，就会受到更加严重的病症报复。我小时候都是躺在母亲身边睡觉的，母亲的痛苦哮喘和透不过气的咳嗽，让我不知所措，而父亲也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会起床从暖水瓶里倒些开水，摸些备用药让母亲服，我记得有一种药叫“可待因”，母亲吃后有时会控制一些症状，有时根本无法控制，每到这个时刻，父亲就会打着灯笼到外面请医生来家里就诊，实在严重了，又把母亲送到镇里的保健院住院，这种住院频率随着母亲的年龄增长而加密。母亲一住院，父亲更加劳累，除了在医院要付账买单外，还要回到店铺和作坊照顾营生，而即使这样艰巨难撑，父亲仍然不准我和四哥从学校请假帮衬家里，只是让我们放学后快速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煮中午饭、喂猪、洗碗、扫地、洗衣服、洗菜、到山上砍柴等等。

      在那个没有医保的年代，医者普遍仁心，医疗价格也极其合理，但作为贫民阶层还是难以承受住院的支出。随着母亲病重住院次数越来越多，父亲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次住院至少花费15元左右，相当于父亲整个月的劳作收入。有一次在母亲住院无法支付情况下，父亲突然想起主动上交公社的一批银元，希望公社能够看在这个份上给予一些救济。说起这批银元，那是“文革”时期，家乡开展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有一天，兄长姐姐回到家里，告诉父亲外面什么家什么人被红卫兵和公社抄了家，搜出了国民党委任状、银元、左轮手枪，要求父亲母亲赶紧将家里从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交出去。父亲和母亲从祖上传家积累有68块银元，平时藏得非常隐密，即使在最困难的大饥荒年代也没有拿出来换粮救命，认为那些是祖上传的宝，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可是，当眼前这场政治运动到来时，这个祖传之宝却面临着前所未有危机，让父母犯愁。在孩子们一次又一次催促下，父亲从箱子底提出一个布袋，紧紧地攥在手里，攥了许久后才搁置在房间桌上，我觉得非常好奇，将这袋银元倒在床铺上，那白花花的银元，有袁大头，有孙中山，也有大英帝国的，父亲说家里的传家宝贝只有这些了，能不能留下一些给你们兄弟作为我们老人分给孩子们的“手尾物”，哥姐们不敢苟同，还是一个劲地催促父亲不加保留地赶紧交，他们说，如果不交一旦查出，父亲就会被抓走。虽然我们家成份好，但如果真是按当时破“四旧”政策查出这些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银元的旧物，后果也是可怕的。父亲和母亲是个安分守己的本份人，父亲思索再三，最后还是把这袋银元交到斜滩公社。公社只打一张收条，这批银元是上缴国家还是被私人吞占，我们家再也无从过问，父亲也不敢过问。母亲长期生病，住院支付到了山穷水尽时，父亲想到这批银元交公后，公家应当在困难时刻伸手救助，于是，父亲难得走进公社去求助，公社也比较达情，记得有两次拨付，每次都是15元，68块银元交公一共得到公社30元的困难救助。这些钱如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填补家庭如此病患的经济黑洞。每每遇到这些困难，幼小的我只想快快长大，赚到钱为父亲分担一些。

      母亲生病平时调理最多的是中药，当年医生开出处方后，很多都是我去医药公司药材店抓药，药味中，冬虫夏草是最普通的一味，现在很多人流行“冬虫夏草”这种中药作为名贵滋补品，要是我父亲、母亲还活着，一定会当成笑话。记得那时医生到家里给母亲问诊后，开出的中药清单中，常有“冬虫夏草”，一副中药最贵不到4角钱，父亲常告诉我，“这种药材很奇特，夏天是草，冬天变成虫，因此被人叫做冬虫夏草”，草药煎完二道后，药渣就倒入垃圾桶里，没有人珍惜那是什么名贵药材，实际上这药也没有什么奇特功效。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除非钱多的无处投放，否则一般不会跟风买什么价格上万元的“冬虫夏草”当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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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是个极其善良的家庭妇女，她朴实、内秀、慈和，心头牵挂的是满满的对父亲的体贴，对儿女、孙子的呵爱、对亲戚的融纳。在我眼里母亲最温良的是每年清明前提醒父亲安排时间扫墓，每当这种时候，母亲都会准备一篮子祭祀菜肴，吩咐孩子们跟随父亲前去祭祀英年早逝的大妈妈，很小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这么一个大妈妈，长大一些后兄长们告诉真相后，我才知道原来是祭祀与父亲初婚不久就去世的大妈妈。每年从大妈妈墓地下山后，父亲都会带我们去探望外婆，我这外婆十分命苦，女儿早逝，孤苦无依，社会上捡了一个男儿当养子，但养子没出息，常弄外婆生气。每年春节过后，外婆似乎知道我们会到她临近的村庄祭墓，并会绕道去探视，所以把过年的年肉用盐巴腌起来，装在瓦罐内深藏在屋后的破瓦堆里。我们到外婆家时，老人家不知有多么高兴，第一件事就是泡大碗茶让我们解渴，并告诉我们饭已经做好了，然后到屋后扒开大堆瓦片，取出腌肉招待我们。我亲生母亲那边早就没了爹娘，这个外婆也是我仅有的一个外婆，因此，我每每到外婆家都会倍感亲切。后来在我外出工作期间，外婆与那个抱养的舅舅相继去世，我静思时也偶有想到这个苦命的外婆，只恨自己当年无力为老人家尽一丝一毫帮助。

      母亲娘家香菇山距镇里不到10里路，娘家姑表亲比较多，村里亲戚几乎每天都有人到镇上赶集、采办生活用品，这些亲戚有来镇上必是到我家打个尖。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后，家里有了地瓜米储备，吃饭已经不太成问题，因此，每天中午常有亲戚在我家吃饭，家里虽然整不出钱来买大肉大鱼，但自家种的青菜、咸菜并不缺，虽然桌上没有可口可观菜肴，但母亲知道农村人没有这个讲究，只要能吃上饭不至于中午饿着肚子赶路就行，所以母亲总是留亲戚们吃饱。母亲给亲戚、客人装饭时总是把碗上的饭装得像一座尖尖的宝塔山，母亲说这是规矩与礼貌。其他没有亲戚关系的周边村民进镇办事，也多是因生意上常在我家店面用小麦换些面条的关系而把我家当作寄放物件的中转站，我们家也尽量给予提供方便。记得那时常有一位挑酱农民把供销社批发挑回的酱挑到我家歇息，中午挑酱工就在我家店内打开自带的草包饭，以酱为菜，海吞起草包饭，母亲看到农民这样辛苦艰难，赶着端上一碗热汤，有时还添几样小菜，劝挑酱工慢慢吃，别噎着。在那个年代向邻居借米是常事，母亲每次还米时都在在装满大米的米斗四个角加上四撮大米，母亲说如果还人家米不足量，以后生出的孩子会塌鼻梁，很难看的。因母亲的大度、好客、朴实，加上父亲手艺的精求，附近村庄的村民都愿意来我家店面以麦换面，虽然每斤小麦换12两面条（小两计量）、工钱3分，十分薄利，一天营业额一般在三角至一元之间，父亲与母亲还是撑起了一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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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故乡，女人嫁到男方后，一般不称女人原有的名字，人们会把女人娘家地名作为这个女人的名号，比如来自东山的，就叫东山婶，来自半岭的，就叫半岭婆，还有一种称呼就是称某某女人是某男人的“后面”，如讲述当时都有几个人在场时，会道出谁谁，还有谁的“后面”等等，即使女人去世与丈夫合葬，墓碑上也只留下姓氏，而不留名字。我母亲名叫林爱娇，我父亲从来没有直呼母亲真正的姓名，跟孩子们提及时，最多叫“你奶”，孩子们不在身旁时，会直呼“香菇山”，因为我母亲就是斜滩镇楼下大队香菇山自然村人。而母亲对父亲的称呼，在孩子们面前是“你阿伯”，孩子没在面前时，是“依（他）阿伯”。这种称呼面上看去虽有距离，但那个年代的人并不时髦浪漫爱情，而是实实在在生儿育女、养家糊口，家庭的平安、融洽就是爱的全部，父辈们的一切愿望都寄托在儿、孙辈的成才与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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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与母亲同住在一个房间的两个不同床铺，父亲由于白天劳作十分辛苦，晚上喝几盅酒后比较早就入睡，在那个依靠油灯照明的年代，早睡早起是各家各户的常态生活。父亲每天的睡眠时间不长，他大约在凌晨前的三、四点钟就醒来，打了几个苏醒哈欠后就与母亲隔床闲聊，都是讲些生活琐事或街坊邻居亲戚的事情，我印象中这是父亲一天里讲话最多的时间。我常被父母们的对话唤醒，因此，父母的生活对话也许我听得最多。父亲每天很有作息规律，凌晨四点多钟起床后，他会把一担小麦挑到斜滩镇山田村一个水磨房，委托水磨房叶大兴师傅加工面粉，然后把昨天的面粉挑回家里。这个时段父亲全部在黑暗中打着手电或借着月光行走，来回里程约为10华里。有时我问父亲这样走夜路怎么不怕鬼呢，父亲说“男人身体强壮，只要气正力足，什么鬼也不敢沾身”，行走于这样的夜路，当然父亲还把别的走夜路的人吓得半死，有几次农村人有急事在夜间赶路，突然在凌晨前的黑暗中遇到我父亲，受怕确实不小。父亲从水埭房回到家中后，再烧火做饭，等到我和四哥起床洗脸吃早饭时，父亲已经挑着从水埭房换回的面粉到街上店铺开张了。

      制面是一个累活，其程序是把面粉倒入大木盆内，渗入部分清水和碱水，然后用手工用力揉和，直至面筋成熟，然后再把松散型的面粉装入机器斗内，手摇机把，反复研压两道，第二道时直接制成面条，然后通过晾晒几分钟，再折成好看的形状，均匀分布在竹牑上，再送到河滩上的斜架子晾晒至干，再收回储存在大篮筐内，等待顾客前来买面或小麦换面。这些工序中揉面和研面是最累的活，常常是飞汗如雨，夏天干活有时地上都会被汗水湿了一片。几个兄长在这个作坊受累后，每个都发誓，等未来有出息了，一定把这累死累活的制面机器扔到店铺外面的深水潭中，彻底告别这种苦活累活。由于母亲生病，兄长几个大都在外地工作，我11、12岁时就帮助父亲完成研、晾、折、晒、收的一系列作业流程，路过的街坊称赞“小小也会干这活了”，父亲告诉人家“有姑不吃青米稗”，大概意思是表达，家里没有劳力帮助了，小的自然也就成熟跟上来了。店铺的营生中，最让父亲头痛的是记账，当时农村人换面条，把小麦送来后直接换成面条就回家去，账面上记的是流水账，真正结算还得到年底，这样一年下来，账本要好几本。父亲不识字，但会简单记几个像是罗马数字的代码，谁在店上换多少面条，就在墙上用木炭画这样的符号，到孩子放学时，一一报给孩子补登上去。我兄长们似乎都明白这种数字的含义，大哥最能辨识。只有我不愿意去破解这种数字密码，一直没有明白，只能凭父亲口述一一按现代数字进行补登。在店铺做生意，父亲最为难的是农民送来的劣质小麦，有的农民管理无方，送到我店上的小麦早已被蛀虫蛀空麦粒，打开袋包时，飞蛾扑面，父亲认为这种小麦如果按照店上兑换比例给农民换去面条，肯定亏本。但交涉到最后，我从没见到农民提回这种空壳小麦，父亲虽不情愿，最终还是念及“老顾客、来镇里一趟不容易”而给予贴本兑换。我目睹了农民开心离去，父亲愁眉上扬，心中升起了对父亲无限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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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记账，我和几个兄弟差不多都认识附近村庄的农民，一些农民的名字甚是好笑，丑名恶名是他们最平常、最顺口的称呼，他们习惯这样的称呼，据说一方面是称呼丑名恶名图个吉利，二是农村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称呼。因此，账本上记的名字多是农村人的外号，如水北村的扁糟、山田村的臭鳖、后井村的岩头仔、岭头村的火笼伯、香菇山村二舅翁等等。家乡附近的农村人特别朴实善良，我和四哥星期六、星期天上山砍柴路上遇到村民时，都会相互礼貌地打招呼。村民们路上遇见我，大多礼貌让路，这种让路方式是当你对面走来时，他会主动站在路的边缘，把安全留给对方，一些熟人因让路的礼貌，互相不肯站在路里，而在路的边缘上推让持久。我和四哥在小学时期，每每遇到长者这样让路，我们都感到一阵温暖，因为我们知道，路的边缘有的是高坡、有的是悬崖，长者让我们年幼的安全地靠在内里行走，是长者对年幼弱小孩子最朴素的爱护。稍长大一些，我和四哥也学着在山道上让路，有的被让老人会发出表示感谢的嘘声，这个小小举动，很快传回我父亲母亲的耳里，父母为我们与生意往来的周边农村客人的这种礼遇感到欣慰。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人之初，性本善。你们兄弟有善心，今后的路就会越走越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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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我懂事开始，父亲在家坚持苦撑，实际上多是为了六个兄弟中最小的两个，也就是四哥和我以及我那多病的母亲，因为兄姐们念书后就工作自立了。父亲指望小的两个未成年儿子也能像兄姐一样谋到一份工作。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大老鹰，一直呵护着这个窝，就怕孩子受到伤害与不公。然而，生活总是有那么一些不如意。1972年底我初中毕业时，参加了“文革”以来第一场高中升学应试，有幸与同在一个年段的四哥双双考上寿宁县第二中学高中部，学校在考试结束后不久就张榜公布，很多同学向我兄弟投来羡慕的眼光。谁也不曾想到，这到手的红榜到了开春注册时，说变就变，再次张贴的招生榜上已经没有我的名字，原因是我们两个兄弟同时考上，按照当时仍然“极左”的说法，“只能一个升学”。我被当时的学校无情地抛向社会。这种茫然与痛苦只有经历的人与经历的家庭才能体会。尚未成年的我成为社会与学校的弃儿，父亲与母亲知道这不是我的错，他们除了叹气还是叹气。那年春天，中国出现了“反潮流战士”张铁生和黄帅，江青主导的意识形态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为了不让父亲和母亲看到已经长成14岁的我整天无所事事，为了减轻与转移父母的注意力，在二哥的引荐下，我走出故乡，开始了人生的工作尝试。二哥帮助我找了一份异地中心小学代课工作。父亲知道我要离开家里了，默默地到供销社柜台买来一个网袋和草席，母亲则叫邻居裁缝赶制一件反领的便式青年装。当我独立挑着行囊穿越父亲每天凌晨前去往的山田金桔寨下水埭房、向已经被荒草淹没的古官道车岭登去时，我的心情五味陈杂，在车岭石门岗上回望故乡，仿佛看到父亲躬着背在埋头劳作、母亲撑着身躯在阵阵猛咳，我为自己的不幸境遇和过早催熟感到万分无奈，那时那刻，山崖边吹来阵阵河风，直让我潸澜泪下。后来从乡村教师转为上山下乡知青，又从知青招录为国营企业工人，从以工代干到考录为国家干部，到共青团书记、政府机关工作成员，以及重新步入学校上大学，命运开始让我如父亲、母亲希翼的那样，有所出息。但我却为时已晚，父母没有得到我的一点尽孝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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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母亲养了六个儿女，虽然极度辛苦，但都很爱护孩子，父亲教育子女、培养子女的高尚德操，点点滴滴被街坊邻居看在眼里，也成为人们默默学习的榜样。孩子们个个在父爱母爱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学成事公。当街坊邻居们谈起父亲儿子谁谁谁在哪做事、在哪成名时，父亲都会以微笑向人们表示感谢。在我的印象中家中兄弟六个，父亲比较看重的是二哥与三哥，这一方面是二哥、三哥长期在远方工作，难免产生怀念，另一方面是二哥比较持家、善于与老人孩子沟通，符合老人的传统家风，而三哥、三嫂是当时家中比较拔尖的知识分子，又是专署特别专案组的成员，由于工作忙二哥、三哥都很少回家。当年底到来时，为了全家人的团聚，父亲、母亲都会早早准备杀猪事宜，早早请裁缝师傅到家来包工缝制过年衣衫，好让孩子们每人都有一件新衣服过年，都能吃上大块猪肉。母亲则一年到底，稍能支撑就制作纳底布鞋，她不准把家里的旧衣服丢弃一件，凡是旧衣服都可以剪下来，用地瓜粉糊粘贴在鞋模上，干了贴，贴了干，一层又一层，把鞋底贴到一公分厚时，再用鞋锥和大纺线进行捆扎，然后披上黑色布面，再进行反转翻腾和上油，最后一双双新布鞋就形成。我随母依母时间最长，小时候母亲在油灯下制鞋时，我都在旁边进行帮忙，母亲纳鞋无力翻转时，我还去请大哥帮忙。当春节到来时，我穿上母亲纳的新鞋，走在街坊邻居童伴之间，喜悦会从鞋面飘然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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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母亲年龄比父亲小很多岁，但由于体弱多病，母亲在我插队当知青时就去世了。那是我插队中期的1975年初春，斜滩大地依然春寒逼人，母亲熬过了1974年深冬后，耗尽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滴华光，溘然离世，那时我在深山的凤阳基德农村插队，音讯全无，听家人说母亲临终前几次睁开眼睛环视周边，无力地问“细仔”回来没有，她是想再看一眼心中最牵挂的细仔的我而强撑了几次，最后还是带着遗憾撒手人寰。在那个就业机会十分稀缺的年代，母亲一直牵挂着我和四哥这两个最小的儿子，父亲母亲无数次叹气小的两个怎么办？那个年代前面三个兄长虽然都已成家，但他们工资收入微薄，都有自己不堪重负的一家生活压力，父母很担心自己离世后小的两个孩子生活着落问题，因此，也总成为他们的心头记挂，母亲离世前最放不下的也是这个问题。幸好我们的国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国家命运好转，国家的民众也就有了盼头，我和四哥也就是在国家的这种大背景下，有了工作、有了家庭，这是最能告慰母亲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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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去世后，父亲虽然减轻了母亲病患沉重的经济压力，但生活上变得更加孤单，兄弟们都劝父亲不要继续干面条加工这样的苦力活，可以闲下来到城里各孩子家养老。也许过惯了一辈子的劳作生活，父亲并不觉得在孩子家生活舒适自在。母亲走后，父亲仍然坚守镇上老屋、老店，依然挑担把小麦送到作坊研磨，依然把面粉从远方挑回制面，日复一日，消耗着体力，也消磨着日子。直至八十岁作坊移交给大哥作为业余经营，父亲才基本停止劳作。1984年父亲因胃肿瘤到县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当时兄弟们将父亲从手术台运回病房时，以为父亲还在麻醉之中，在去交费取药时，父亲居然一个人起床径直上了外面的厕所。他这种坚强不屈的硬骨头，让周边病号无不惊叹。1986年冬，在母亲去世十二年后，父亲也终于放下一切牵挂，追随母亲而去。

      父亲生前虽然劳作辛苦，但彼懂风水走向，他亲自为自己和母亲百年后寻找了归宿墓地。而这座墓地就在镇的隔岸山坡上，每年清明时节，父亲、母亲的后人会聚在这里，点香烧纸、供食上祭，大家在汇报心愿、寄托哀思中延续血脉亲情，憧憬新的希望未来。

      父母之情，养育之恩，如天盖地，似雨润枝。在这清明即将到来之际，我感念至亲至爱的父亲、母亲，祈愿受尽人间磨难的父母在另一个世界有一个安享的环境，也祈愿我亲爱的父母能收讯儿孙们遥寄的绵绵祝福。

                        写于2018年清明前

追忆我的父亲母亲 追忆我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