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笔记为2015年夏,我独自一人自福建骑行至山西,一路访古而行,观古建与博物馆以丰富历史之见识。人生短暂,之于历史,不过是白驹过隙,但能在这世间闪耀一下的也并不多。很多事情或许并不如意,就像骑行本身充满了疲倦、孤独与伤痛,但也并非完全不如意,比如明白了只要出发,路途就不再遥远,每走一步就更近一步。
当前很多材料认为湖北新军被调往四川参与镇压保路运动,导致武汉防卫空虚,从而让其起义军有机可乘。然而,起义初期主力就是湖北新军,这就有点说不通了。实际上,随端方一起前去四川镇压的新军只有两标不到,即三千余人,且其中不少人倾向革命,而湖北新军编制约有一万六千多人,看来新军入川并非是起义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四川与湖广的保路运动却是起义前最重要的事件。
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决定修建粤汉川汉铁路,然而国库与地方财政都不能支付庞大的修建费用。在两湖与广东绅民的建议下,清廷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铁路修筑权,交于三省修建。后来,铁路向民间融资,不过这种融资并非完全是自愿的,不少农民也被卷入其中。
民间资本加入铁路修建原本是件好事,但也使原本较为统一的技术标准变得杂乱,等铁路修建完成后,很可能造成各路铁路无法联通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邮传大臣盛宣怀提出将铁路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并在江苏等地取得了成功,不过这些铁路只是小型集股修建,并非像集资数百万两白银的川汉铁路那般庞大。盛宣怀此举也赢得了由美英法德四国组成的四国银行团的信任,随后清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具有出卖铁路权嫌疑的借款修路合同。
1911年,川汉铁路公司上层投入上海钱庄三百五十多万两白银,原本意图保值增值,却意外亏损两百多万两。此时,清廷正在推行邮传部提出的铁路国有化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对民间实在不利,不仅阻断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修建,还导致前期投资的钱财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川汉铁路上层自知无法填补亏空,又无法借铁路国有化政策从朝廷那里拿到一定补偿金以补亏空,便加入愤怒的民众请愿中试图蒙混过关。
1911年5月,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正式爆发。9月,端方率领湖北新军两标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9月下旬,湖北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在中秋节(10月6日)举事,但准备尚未充分且湖南方面也电告要求延迟十日起义。
10月9日,起义军参谋长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内装配炸弹时不慎引爆炸弹。湖广总督瑞澄随即下令封闭城门,全城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人临时决议于9日夜起义,但城内防卫甚严,遂延缓至10日。
辛亥革命博物馆2楼展厅中有一处模拟当年10日夜时中和门的街景。清水砖墙的瓦房,寂静的街道上不时传来时断时续的虫鸣与几声犬吠,只有一两户人家的油灯还在小心地亮着,此时城内已是戒严状态,然而寂静黑夜之下则是暗流涌动。我站在此间也跟着紧张起来,颇有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期待。
10日夜,新军工程兵第八营排长陶启胜按例查哨时发现多人不在,营房内兵士金兆龙、程正瀛正忙着擦枪。陶启胜觉察有异,令人下了金兆龙的枪。金正龙立即大喊:“众同志不动手更待何时!”程正瀛旋即举起枪托砸向陶启胜,被袭击后的陶启胜见状拔腿便逃,程正瀛果断开枪射中陶腰部。
终于,开始了。
第八营革命党代表熊丙坤随即率领四十余人赶赴楚望台军械库,与该营守军中的起义士兵会合后占领了军械库。楚望台军械库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械库之一,库存数万支步枪,百余门炮,弹药无数。也难怪前来指挥镇压的直隶总督陈夔龙会给清廷发紧急电报,要求加调炮兵,并酌情增加兵力了。
响应第八营起义的炮兵营、工程队、辎重队等新军起义军纷纷赶去楚望台汇合,尔后拿下中和门,炮兵遂在此地炮轰瑞澄的总督府。瑞澄凿墙洞而逃,第八镇统制张彪依旧与起义军作战。然而在给朝廷的电报中,瑞澄说自己亲自率军反击,但张彪事前对下属管理不周以生叛乱,事发后又表现畏缩,问该如何严惩。
当夜,远在保定军校学习的何贯中与舍友李济深得知武昌起义后,跑到清军南下必经的漕河大桥,果断将其炸毁,拖延了清军援军的时间,给武昌起义军争取了一点时间。
起义前夕,参谋长孙武负伤,总司令蒋翊武亦不在武汉城内,且资历尚浅。原本并非起义军上层的熊丙坤临危受命,走上前台指挥起义并攻下了楚望台、中和门及总督衙署,但终究不能服众,而同盟会的黄兴、宋教仁等人尚未抵达武汉,此时必须要有一个有威望的人出来主持大局,与各界人士会同起义大事。
曾表达同情保路运动的协统黎元洪在军中颇有威望,而且深得新军普通士兵的人心,又是鄂军名将,是鄂军军政府都督的最佳人选。起义军找到黎元洪时,他正在部署家中躲避,起初并不愿合作,但被起义军强行推上了都督的位置,带到楚望台,随后被带进了湖北咨议局,后来这里改称鄂军都督府,起义军总指挥部。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