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都属于“读书改变命运”的那一批85后。妈妈文盲、爸爸读完小学,管好衣食住行已属不易,教育不能苛求。
村里上幼儿园、村里念小学。村里路不好,但机动车和人贩子都很少,我和哥哥,从幼儿园起就结伴自行走路上学去。父母都很忙。
小学每学期要评优,前十名发奖状,二年级有次我没有拿到,被打得很惨,然后再也不敢考砸了。幼小的我并没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觉悟,单纯不想挨揍。
小升初,我们村里的小学基础差,县里最好的初中大概只给了50个名额,我压着录取线考上了。哥哥成绩一直数一数二,稳稳当当,但就是高考砸了一次,此乃后话。
以学渣的身份被县里最好的初中录取,并且和哥哥分到了一个班(随机排位)。父母买了两辆二手自行车,兄妹俩蹬着自行车又结伴上学去。青春期的我依然挨了很多揍,除了成绩不理想,还有跟小姐妹放学去玩晚回家、和母亲顶嘴之类。
整个小学没有接触过英语,初一上英语课跟不上,急哭了,还被英语老师嘲笑了一顿(她后来很照顾我)。自尊心开始发力,第一次考试就从排名垫底冲进了班级前十。因写作能力较好,被选派去参加省里和国家的竞赛,拿到省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哥哥依旧四平八稳、排位数一数二,于是妈妈一直觉得我成绩很差。
中考前夕,学校评测,我大概率考不上省属重点。我急了,最后努力了一把,依旧以垫底的成绩超出了录取线。哥哥是全奖录取,学费全免,于是我妈又把我骂了一顿,好在没上手。我毕竟大了。
高中开始,每次考试直接按照上一次考试成绩排考场,高中我第一次考号是650名,第二次就是一百多名了。那时天天在“考不上重点就给你嫁去农村种地”的恐吓里战战兢兢。因写作较好,被叫去校园广播站和电视台干活,蹦蹦跳跳就结束了高一。
我一直是偏科很严重的学生,高二分文理,撇掉物理和化学,我以第4名的排位被文科重点班收入。高考则以全市文科第1名的成绩被南京大学录取。当时数学比哥哥少考几十分,而清华差6分、北大差7分,因此又被妈妈骂了一顿(她无法理解文理的特殊性,或者骂我已成习惯),直到红榜放出来,我的宣传橱窗比哥哥靠前,她才意识到:闺女这次考的还行。
比较可惜的是哥哥,一直是妥妥清北苗子,高考没考好,也跟我报了南大志愿。兄妹俩坐着绿皮火车,又结伴去了金陵,那是我们人生第一次出门远行,也是最后一次结伴共读。
刚入学不久,新加坡国立大学来选人,学费全免、还发生活费,只要理工科。哥哥考上了,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求学之路,新加坡读完本硕,又拿到美国全奖,继续读,毕业后进了谷歌总部,和一帮最聪明的脑袋一起共事。
我这边,顺利毕业后故事就比较多,跌跌撞撞,最后自立门户,成为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为自己人生的各种目标努力着。
我和哥哥一母同胞。哥哥从头至尾都是个好学生,没让父母操心。而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哪怕和“权威”背道而驰。虽然挨了很多打,但是性格丝毫未变。哥哥最后成为一名温和敦厚的技术精英,而我拥有了比他更丰富强悍的韧劲。
难得的是,我们始终互相理解和尊重,这是高等教育带来的改变。父辈的狭隘源于非黑即白的价值观,而看过世界的我们,都能接受别人和自己不一样。
哥哥出国后第一次回来,见到我就忙着掏钱,为了省手续费,他换好外汇,用书包背回来。我婉拒了,因他节衣缩食并不容易,而我彼时已开始半工半读、经济自立了。但是他卸包掏钱的情景,我会一直记住。
我一直未得到过母亲的认可,或许她永远无法认可我。但我终究不再像曾经一样试图获得认可。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的人生、我自己认可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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