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钗黛优劣，让《红楼梦》至今活跃于读者们的讨论中。这种矛盾设定虽然挺老套的，但是读者就喜欢这个。《红楼梦》中有多次描写结诗社咏诗的段落，钗黛诗才的较量就是这些段落的重要动机。基本上，每次结社夺魁的非钗即黛，除了史湘云，其他人的诗才显然稍逊一筹的。
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是大观园姊妹结成“海棠诗社”后的首次吟咏，也拉开了钗黛争诗的序幕。这次诗成后，大家认为黛玉的最好，李纨却评宝钗为第一，探春表示赞同。宝玉自然为黛玉鸣不平，但李纨是社长，认为“宝钗这诗有身分”。
薛宝钗这诗如下：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这首诗最点睛的一句是“淡极始知花更艳”，即表达其审美观，也是宝钗自身的写照。贾母去过宝钗的蘅芜苑，见屋里“雪洞一般，一色顽器全无”，认为“这样素净，也忌讳”，并且“很离了格儿”。然后吩咐丫鬟们往宝钗屋里摆石头盆景儿、架纱桌屏、墨烟冻石鼎，连帐子也换了。薛宝钗的审美，很不同于贾府这些女眷，有种超然物外的意思。
1．主情与主理
与“淡极始知花更艳”一句相对的，是“愁多焉得玉无痕”，庚辰本有脂批，认为这是：“看他讽刺林宝二人着手。”梁归智先生认为：
针对此句有脂批“看他讽刺林宝二人”，其实是表达批书人自己的一种联想，并非小说中就写宝钗在诗中语含讥刺。当然这两句诗的象征了宝钗的理性和黛玉的感性，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自然构成对照。（梁归智：《红楼赏诗：〈石头记〉诗词韵语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李纨评黛玉的诗“风流别致”，宝钗的诗“含蓄浑厚”，两人的风格自然绝不相混。认为宝钗是讽刺宝、黛，是读者自然的联想与代入。从作者的角度讲，塑造这样截然对立的人生样态，是推进小说情节的基本设定。分析钗黛二人性格的不同，爱情走向的不同，已经有太多文字了。这里借钗黛诗风的不同，说说古代的说理诗。
说理诗有两个重要的时期，即东晋清谈诗与两宋理学诗——都不太招人喜欢。读章太炎的国学讲义，中有一句：“东晋清谈过甚，他们的清谈诗，和宋时的理学诗一般可厌。”清谈诗和理学诗可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大奇观，完全背离了现代人对诗歌应该形象化、抒情化的认识。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本朝人尚理，唐人尚兴”。而明人杨慎的《升庵诗话》中也说：“唐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诗主理，去三百篇远。”尚理与尚兴，是作诗手法的区别。主理与主情，是诗人文学观的差别。
但要说“主情，去三百篇近”，“主理，去三百篇远”，甚至得出“主情”的诗才是《诗经》的传统，诗歌的正宗，这是不能服人的。《大雅》中的几组诗，《文王之什》、《生民之什》等，总不能说是“主情”的吧？这样二分的认识，虽然有助于发现问题，但同时将问题简单化了，又遮蔽了我们的认识。
2．寄兴写情
其实按薛宝钗的自叙，她的主张是“寄兴写情”，自然是取法唐人标准。李纨命题之后，迎春提出疑问：“都还未赏，先倒做诗。”宝钗当即回答：“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作。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写情耳。要都等见了作，如今也没有这些诗了。”宝钗“寄兴写情”四字，其实很得诗歌根本的。
以“主情”与“主理”来区分钗黛诗风，本意无非是说黛玉作诗有很强烈的代入感，而宝钗的诗有客观的观察和思考在其中，这其实与“主情”、“主理”这组概念本身的意思有出入。宝钗的诗也是“主情”，不过是无我之情，有“诗言志”的自觉。“寄兴写情”则说明宝钗在言志之外尚注重对形象的塑造，与完全将诗变成议论文是本质不同的。
最早以理学诗称名的是邵雍，所以《沧浪诗话》中将这一类诗的体称作“邵康节体”。邵雍的诗歌存于《伊川击壤集》，大体以说理为主。比如：“人情大率喜为官，达士何尝有所牵。”“堪笑又堪嗟，人生果若何？宜将万端事，都入一声歌。”这样写诗，几乎没有形象可言，基本上是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
而宝钗的《咏白海棠》，还是言之有物，借白海棠的形象入题，层层展开。“淡极始知花更艳”一句虽然直白，但并未离开诗境。庚辰本在诗首联下有一段脂批：
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稼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字。
可见这不全是“主情”与“主理”的差别，这里又提出“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的一对矛盾来。只不过“品行”、“才技”两个词，古人和今人的理解，都有点微妙差别。古人说诗歌的“品行”时以包含有作诗的技巧在其中，而“佳人才子等书”的“千部共出一套”，固然是无“品行”其实也无“才技”。
3．一时之论
诗歌有自己的规律，无情则生厌，无理则庸俗。“主情”与“主理”本来是诗歌中的两大传统，但是其意味往往超越了诗歌本身，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明朝人虽然尊理学，但大多不守礼法，晚明更以狂禅乱道，有李贽这样的异端出现。做文学的人，认为这是“主情”一派向“主理”的挑战，并且与主张“赤子”、“性灵”的文学观比附起来，言之凿凿地认为这就是《红楼梦》反传统的文化根源——这种理论盛行了也有五六十年。
诗体之争，上升为文化之争，最终定性为阶级之争。于是有这样的观点：
宝钗是封建阶级典型的大家闺秀，几乎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虽然小时也偷读过《西厢记》，一类的书，但在人前绝不流露；听到黛玉行酒令时说出《西厢记》中的词语，立即在背后提出善意的告诫；……“淡极始知花更艳”，表明她对自己内在和外在的美都充满了矜持和自信，……宝钗既受了封建礼教深深的毒害，又用这种礼教去约束别人，并且自以为是在帮助人。她的悲剧就在于害己害人都不自觉。（刘耕路：《红楼梦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这样作读者，固然是一时之论，有不得已的地方。但如此宏大空洞的论述，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文学作品中接近的形态能否称作一学派，这样的学派能否肩负思想革命的重任，其作者本身是否有这样的动机，都是很难说清楚的。一时之论大多是一时之快，理论上根本不值一提，但宏大而独断的论述对社会话语的塑造却是深刻而久远的。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钗黛本无所争，根本上是读者的鉴赏能力、发论立场之争。今日于钗黛优劣犹置辩不已，不遗余力地代入小说中人物的爱恨纠纷，这是今人“佳人才子等书”所培养的鉴赏能力所致。
网友评论